在西藏民主改革中，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被彻底摧毁。从形式上看，1959年3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宣告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终结；而从实质上看，这一制度的终结是其产生、发展、消亡过程的必然。

    导致贫富极大悬殊、利益严重对立，使旧西藏社会步入绝症边缘

　　从13世纪开始，西藏地区藏传佛教与地方政权结合在一起，逐渐形成了政权、教权和神权高度集中统一的，“神权至上，政权庇护神权，神权控制政权，神权与政权融为一体，共同维护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封建领主的统治”的政教合一制度。这一制度显著的特点之一是政治和思想精神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宗教角度为统治者富人和被统治者穷人作了“合理”的解释。即穷富都是“业果”，富人是因前世积德而得“正果”应该富裕，穷人是因前世造孽而得“恶果”应该贫穷，穷人今世受苦才能洗净罪孽，下世就能转生到更好的境界；宗教“合理”解释了统治者富裕有理，被统治者贫困有因，还让没有文化的穷人即农奴“坚信不疑”，只能接受。这就从思想上、精神上愚弄和控制了农奴，让其“甘愿”受穷，放弃抗争。而与西藏地方政权架构相适应的是在经济方面建立庄园制，占总人口不足5%的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封建领主，不仅几乎占有西藏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河流、河滩以及大部分牲畜，而且还占有全部的农奴，农奴世代为奴依附于他们这个阶级。农奴过着世代非人的生活，正像法国旅行家亚历山大·大卫·妮尔在《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一书中，对旧西藏的农奴制描述的那样，“他们完全失去了一切人的自由，一年更比一年穷”。旧西藏的社会阶级状况令人惊叹，农奴主与农奴之间的贫富差距是何等悬殊，利益格局是多么严重对立，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奴是那么痛苦！然而，政教合一制度却从精神上麻醉了农奴的意识，使之不懂得贫穷的现实原因，没有一点抗争力；从经济上榨干了农奴的血汗，使之难以生存。一个群体的人几乎都被麻醉地、压榨地进入僵死状态，他们怎能有生存力、生产力和创造力呢？一群不劳而获的人不生产、不创造社会财富，靠剥削他人过日子，而他们又把被剥削的人控制得像僵尸一样，使整个社会失去活力，创造世界的劳动者农奴即活生生的人几乎无法生存了，整个社会必然是患上了绝症。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讲：“我们已经看到，至今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的。但是，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勉强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实际上，民主改革前的西藏，农奴主压迫下的农奴已经不能生存了。经历过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的阿沛·阿旺晋美曾回忆说：“记得在40年代，我同一些知心朋友曾多次交谈过西藏旧社会（制度）的危机，大家均认为照老样子下去，用不了多久，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整个社会就将毁灭。”这番话就诊断出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患上了绝症，已临近死亡。

　　使旧西藏社会丧失发展动力，已无自我修复能力

　　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下，社会死气沉沉、矛盾重重。三大领主们越来越多地占有土地和农奴，横征暴敛，使得农奴们破产逃亡，社会发展呈凋敝之势。西藏地方统治集团内部达赖和班禅之间的矛盾加重。同时还遭受英、俄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外敌侵略。西藏内忧外患，社会问题比比皆是。对此，清朝政府分别颁发了“设站定界事宜十八条”和《新订章程二十九条》，对全藏政治制度、军事、贸易、司法、寺庙管理、财务稽核以及庄园租赋等都做出了严格的规定，试图对西藏地方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制度进行调整，解决社会严重弊端、遏制社会衰败情势并缓和社会突出矛盾。

　　清朝政府为加强对西藏地方的治理，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于1906年4月任命张荫棠为钦差大臣进藏处理藏务，筹办新政。张荫棠向清政府提出治藏建设十九条及西藏地方善后问题二十四款即“治藏新政”。主要内容有：优待达赖和班禅、恢复藏王，调北洋新军6000人驻藏，架电线，修公路，办学校，开矿山，建工厂，试种茶树，课征盐井税，设银行，办报纸等。同时根据其治藏新政策，令西藏地方政府设立交涉、督练、巡警、盐茶、财政、工商、路矿、学务、农务等九局。张荫棠入藏后还命人把《训俗浅言》、《藏俗改良》两本小册子译成藏文，散发各地，其中有“喇嘛白昼不必诵经，宜兼做农工商业以生财……”等内容。清末西藏地方改革虽然触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对西藏地方的旧制度和传统观念发起了挑战，试图改变西藏社会整体状况，使得沉寂了几百年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吹进了一缕新鲜的空气，但这次改革是在封建农奴制度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并没有影响到其制度的本质，因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能根治西藏社会的绝症，最后都以失败而结束。

　　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中，藏传佛教是阻碍西藏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20世纪上半叶，西藏人文主义先驱者根敦群培，在封闭、禁欲、保守、迷信、落后、思想禁锢的政教合一社会里唯我独醒，深刻指出了宗教的弊端，揭露僧人的腐败与堕落，提倡藏传佛教改革思想，他在西藏创立了人文主义史观，替代了神本主义思想，他是西藏对宗教有比较清醒认识的第一人，但他的见解并未得到西藏统治者的采纳，藏传佛教依旧没有任何变革。

　　可见，旧西藏社会就像一个即将垂死的人一样，患上绝症却无良方可治愈。西藏的农奴主和农奴阶级严重对立，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到达极限，社会丧失了发展的动力，改革已无法达到自我修复的目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已是无药可救。

　　被世界文明潮流所淘汰，自行走向灭亡

　　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是人类社会中一种落后的社会制度。19世纪后，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掀起废奴运动。1807年，英国议会通过法令禁止本国船只参与奴隶贩运交易。1861年，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二世正式批准了废除农奴制度的“法令”和“宣言”。1862年美国总统林肯发表《解放黑人奴隶宣言》，1865年美国国会通过《宪法第13条修正案》，正式废除奴隶制。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应予以禁止。可见，终结奴隶制度是全人类的愿望，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在人类历史上，奴隶制曾经是人类进入国家状态、走向文明的开始，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更新，近代文明、现代文明将文明起点的产物奴隶制扔进了历史的陈列馆中，因奴隶制具有野蛮性、愚昧性和落后性，严重束缚了人性的自由和尊严，人类对此已是深恶痛绝。

　　到20世纪时，由于西藏地区极其封闭，与外界几乎隔绝，西藏地方的统治者对世界文明耳目闭塞，即使是十三世达赖喇嘛以及一些亲英分子接触过西方文明，但也只是些皮毛之物，并非了解西方制度的文明进化过程，他们在西藏也进行过变革的尝试，但是也未触及制度的改革，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一直保持到20世纪50年代末。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十七条协议”中涉及制度改革问题，中央希望十四世达赖能顺应西藏人民的愿望，主动改革制度，但是西藏地方上层集团害怕改革制度动摇自己的利益，最终走上了叛逃之路。西藏地方统治者始终不放弃已是绝症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那最终只能被世界现代文明所抛弃，走向自我灭亡。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认为，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说明统治阶级如果不能让被统治阶级生存生活下去时，要造就出它的掘墓人。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根本不能与资本主义制度相比，但道理相同，当农奴主阶级不让农奴活下去的时候，农奴一定是它的掘墓人，农奴主的灭亡和农奴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被西藏民主改革证实了。和平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西藏革命中，通过耐心的启蒙、教育，解禁了宗教对广大农奴的思想控制，农奴阶级觉醒起来，组织起来，与农奴主斗争，烧地契、分田地、分房屋等，夺回了自己创造的生产资料，亲手推翻了长期压迫自己的社会制度。农奴阶级终于掘开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坟墓，获得了解放，重见了天日。

　　因此，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是自己敲响覆灭丧钟的，退出西藏社会的历史舞台是必然的。

　　链接

　　1904年到过拉萨的英国随军记者埃德蒙·坎德勒在《拉萨真面目》中写道：“这个地方实行的是封建制度。喇嘛是太上皇，农民是他们的奴隶。”“强大的僧侣势力掌管一切。即使是佛陀本人，没有僧侣也无能为力。”

　　——《拉萨真面目》，[英]埃德蒙·坎德勒/著，尹建新、苏平/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0世纪20年代英国驻拉萨商务代表查尔斯·贝尔在《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中写道：“你下一辈子是人还是猪，难道对你没什么关系吗？达赖喇嘛能保你投胎成人，当大官，或者更好一些——在一个佛教兴盛的国度里当大喇嘛。”“毫无疑问，喇嘛采用了精神恐怖手法以维持他们的影响和将政权继续控制在他们手中。”

　　——《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英]查尔斯·贝尔/著，冯其友等/译，西藏社科院1985年印。

　　现存20世纪50年代初西藏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致热布典头目的一封信件内称：“为达赖喇嘛念经祝寿，下密院全体人员需要念忿怒十五施食回遮法。为切实完成此次佛事，需要当日抛食，急需湿肠一副、头颅两个、多种血、人皮一整张，望立即送来。”

　　——《中国政府西藏白皮书汇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编，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美国藏学家梅·戈尔斯坦在《现代西藏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中写道：“在西藏，社会和政府奠基于宗教目标与行为凌驾于一切的价值系统之上。”“宗教的权力和特权及大寺院在阻挠进步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正是由于全民族信教和宗教首领执掌政教大权这一因素，导致西藏丧失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形势的能力。”

　　——《现代西藏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美]梅·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

　　（王春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