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上半年，我在台湾逢甲大学任客座教授，趁到台北参加唐代文史国际学术会议之机，准备到温州街74巷3弄罗联添先生的寓所去拜访。之前，听台大的老师说联添先生身体状况不太好，颇有些担心。在逢甲大学先打电话与他联系，电话那头的声音高朗，我便放心了许多。待拜见先生时，见他虽然腿脚不便坐着轮椅，但精神很好，言谈间他的记忆力和思路都相当清晰，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也无疲倦之意。临别时，他让师母将轮椅推到门口，对我招手，再招手。

　　今年3月，我到香港参加“明清文论与文学国际研讨会”，台湾大学的康韵梅教授亦与会。她告诉我不久前见过联添先生，气色看起来不错，还问起系里一些老师的近况，对“老学生们”颇为关心。而就在康教授回到台湾不久，便将台大中文系发布的联添先生的讣闻转发过来，连说“万万没想到”！联添先生之逝世，为学界巨大损失，长期受其沾溉的学人自然痛惜；而对我来说，更是难以相信——去年温州街寓所的拜访，那最后的招手致意竟是永别！

　　联添先生平生主攻唐代文史，是台湾最杰出的唐代文史研究大家之一，具有举足轻重的学术地位。其学术成就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文献考订，一是史料阐释，而他无论是实证性的研究，还是学理性的论述，都有相当宽广的覆盖面。正如傅璇琮先生评价的那样：“罗先生在治学布局上，是很讲究点和面的结合的，是很讲究层次和条理的，是作了精心的、科学的构想的。”（《于平实中创新》）由于联添先生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是连续不断的，且始终心无旁骛，故其成果能像水量丰沛的河川，源流浩淼，渐行渐盛。

　　与后来逐步关注唐代科举与文学关系、牛李党争、唐宋文化精神差异以及隋唐五代文学批评等广泛的文学、文化现象不同，在任教台大中文系的最初几年，联添先生对作家生平兴趣浓厚，主攻年谱学。在我看来，他治年谱学的特点是绝不局限于人物行年履迹的排比，而是以实证的方法打通文史，形成了文学—史学、文学—社会学的研究格局。在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这些成果对台湾唐代文史学界来说多属孤明先发，对提升台湾古典学的整体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在唐代的所有作家中，联添先生对韩愈情有独钟，用力最多，收获最富。自70年代后期始，他对韩愈及其古文运动研究表现出浓厚的志趣，先后发表了近二十篇论文，几乎涉及韩愈研究所有重点问题，部分论文经修改以《韩愈研究》为题，1977年由学生书局梓行，到1988年增订出版至三版，在台湾学界有很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他研究韩愈，是以辨章学术为目的，善于在质疑中探本澄源。如考察“古文运动”，他根据大量文献史料，证明柳宗元全部诗文未见“古文”一说，而唐人运用“古文”一词实不甚普遍，韩愈虽始创用，但亦不多见。“古文运动”一词，则是现代学者始用。就此，联添先生对中唐韩愈等人提倡写作古文，但是否能够称为“古文运动”深表怀疑。如此质疑性、批判性研究的观点在他的论著中每每可见，显示出他研究韩愈超越前人，也超越时贤的思考力。

　　大陆学者对联添先生的了解主要在70年代以后，最初是通过一本杂志和一个学会。一本杂志指的是，他曾在1975年至1982年间担任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书目季刊》的主编。联添先生于60年代曾赴哈佛大学访问研究一年，后来撰有《近六十年来日韩欧美唐代文学论著集目》就发表在《书目季刊》上，而他70—80年代的不少论文也都在该刊物上发表。由于《书目季刊》具有了解台湾学术的窗口作用和重要影响，联添先生在改革开放最初的年代就颇为大陆学者所知和尊敬了。

　　一个学会指的是，80年代初他倡导成立台湾唐代研究者联谊会并担任首届会长。1990年11月，联添先生受邀出席在南京举办的“唐代文学学术研讨会”，其后连续几届研讨会他都与台湾知名学者和众多台大弟子出席，并代表台湾唐代文史学界报告研究状况。如果说今天海峡两岸唐代文学、文化交流的桥梁已经相当稳固并形成了交流常态的话，那么联添先生的奠基性、开创性功绩是应该被铭记的。

　　联添先生曾登门拜访程千帆先生，并与傅璇琮、孙昌武、陈尚君、张明非先生等皆交谊深契。就我所知，只要是他熟悉的大陆学者访台，他都专门设宴款待，近些年身体稍不如前，但也热情邀请至台大侧门边的咖啡馆聊聊学术动态和学人近况。熟读他著述的学者可以看到，他在《再版前言》中说起修订再版缘由，都会提到一句话：“大陆学者多未见此书，难免有憾。”可见，能与大陆学者就中华文化传统作有热度和广度的学术交流，是他内心的真诚愿望。

　　在具有“热度”与“广度”的交流中，他始终保持着“深度”的追求。联添先生的性格以谦冲为怀，为人很低调，但在学术交流过程中，特别是学术讨论时他是很“较真”的。还记得90年代初，在厦门举办的“唐代文学学术讨论会”上，他曾批评一位著名学者发言内容的情景，似可用“不假辞色”来形容，与我们在公开交流、评论的场合较为温蔼、注意平衡的态度不同。其实撇开发言内容本身，他对这位学者的成就是相当推许和尊重的。但正因此看出，联添先生所追求的两岸学术对话、互动，是深入的、实质性的，而不是形式的、表面化的。

　　1994年从台大中文系退休后，联添先生除了为台静农的毕生学术和艺文成就作集大成的研究外，余暇时则勤于书道。他对书法艺术很早就感兴趣，字体风格受台静农的影响明显，敦厚中显出遒劲。他的一系列著作除《中国文学史论文选集》是请台先生题署的，其他都是“自题”，相当可观。多年前，我偶然提起喜欢他的字，他便从所存作品中选出几幅托王基伦教授转来。如今斯人已逝，墨迹犹在，不禁触动出无限感伤。

　　联添先生安静地走了，我们再也不能听其论学授业，问长问短，但“学者永远活在他的作品中”，阅读他的著作，观赏他的书法作品，便可感到他的学术之光、艺文之光还是那样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