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国际社会迫切希望了解中国的发展成就与经验。中央文献的翻译和传播，是提升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具有重要引领作用。

　　7月9—10日，由中共中央编译局、天津外国语大学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央文献翻译与研究论坛在天津举行，论坛的主题为“中央文献翻译与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以习近平重要论述的翻译为中心”。

　　发挥中央文献翻译的基础性作用

　　推进中央文献的翻译与研究工作，更好地发挥其在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对中国和世界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有利于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而且有助于世界全面了解中国。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柴方国表示，中央文献是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载体，也是对外翻译传播事业的重要内容，在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传播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成果方面发挥着基础与引领作用。通过对中央文献的系统化翻译，有助于向国际社会全面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理念、思路等；通过对中央文献的规范化翻译，有助于向国际社会传播规范、准确的表述；通过对中央文献及时而有针对性的翻译，有助于增强中国与国际社会的相互理解和交流，更好地使国际社会熟悉和认可中国的话语体系等。

　　然而，目前来看，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增强。中央文献对外翻译与传播协同创新中心理事长、天津外国语大学校长修刚告诉记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我们的国际话语权却未获得同步提升，尤其是我们的一些思想观点在对外传播中常常被扭曲。这种状况亟待改变。从这个意义而言，推进中央文献的翻译和研究工作，既符合中国发展的实际，也符合世界发展的实际。

　　中央文献研究存在“扎堆”现象

　　数十年来，中央文献的外译、传播和研究工作，在党和国家的对外宣传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一经出版，便引起海外广泛关注。”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于运全以该书的海外推广为例，谈了三点启示：第一，中国政治话语传播迎来新机遇，中国发展的经验与国际倡议的认知度和认可度大大提升；第二，中国话语的创新是根本，中央文献的中文文本决定了其能否被国际接受；第三，中国话语的传播需要构建方、翻译方、传播方等协同创新，形成相应的工作机制和制度安排。

　　不过，相关的定量分析发现，对中央文献的研究仍存不足，尚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天津外国语大学副校长王铭玉等从文献计量学入手，对中国知网中有关中央文献研究的文章进行梳理、分类。他们搜集到1957年至今共13309篇文献，其中侧重研究翻译（即翻译类）的文章377篇，侧重分析语言（即语言类）的文章187篇，侧重解读内容（即研读类）的文章12745篇。他们认为，研究存在“扎堆”现象，如研究对象与研究视角相对单一；涉及的语种译本种类比较单一，绝大部分集中于英文译本。

　　王铭玉表示，中央文献的翻译是一项庞大复杂工程，如同一张巨大的网络，其中有许多对象值得发掘和研究，也有许多新的视角值得尝试。

　　开展全面的受众研究十分必要

　　“翻译难，翻译中央文献难上加难。”这是从事过相关工作的译者、学者的共同感受。其中，难点之一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在文化背景、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如何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将中国的语言特色转换成对方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表述。

　　论坛上，如何准确翻译“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雄关漫道真如铁”及“一带一路”等热门语汇，引发学者热议。学者普遍认为，做好中央文献的翻译工作，需要摸情况、接地气，用对方听得懂、听得进的语言和方式进行传播，因此开展全面的受众研究十分必要。

　　“翻译时需要考虑受众的理解，一定要心中有读者。”这是外交部翻译室前主任徐亚男一贯的看法。她认为，不同国家在语言文字、地理环境、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在翻译中央文献时，一方面，要有受众意识，尊重对方的语言习惯和思维习惯，通过采取相应的翻译技巧和策略，提高传播效果；另一方面，也应当认识到，受众在认知、文化乃至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局限性，如何通过有效传播使其更准确地理解我们的观点，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