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世界范围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进一步凸显。中国共产党自十八大以来,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伴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的提高,中国日益走近国际舞台中央,不断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此同时,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也更加自信,逐渐跳出以冷战思维、零和博弈、强权政治等为基础的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窠臼,提出有别于西方的创新理论,一系列体现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观点正孕育形成,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建设初见成效。

　　历史机遇

　　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学者就意识到,构建和发展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十分重要,并开始在这方面进行努力。但当时的理论构建受到多方面因素制约,学科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知识积累不足,中国自身对外交往的经验也不充分。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经过长期积累和历史演变,已经在学科内占据主导地位。这使得许多中国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将兴趣主要放在学习和研究西方理论上,而对构建中国自己的理论动力不足。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中国逐渐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身份、角色、地位发生变化,需要从大国视野出发进行顶层设计、利益界定、战略规划,并在学术上形成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者据此提出构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时代课题。

　　为了构建起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者开始对西方理论进行反思。冷战后发展起来的一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如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仍然以西方文明为中心来研究国际问题,依据西方经验衡量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和国际化进程。一些西方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的力量视而不见,仍然抱着你输我赢的霸权思维模式,在理论上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设置障碍。中国学者逐渐认识到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和发展目标存在较大反差,开始审视西方理论的学术基础和实践效果,质疑其科学性和适用范围。这样的质疑和反思促使中国学者总结中国经验、探索中国理论,促成了学科新成果的取得。

　　如今,中国国际关系学派的构建迎来了重要的历史机遇期。一是经过一定时期的积累,中国学者已经有了一定的知识储备,并且能够认识到西方理论的不足,从而有针对性地构建中国理论,确保中国学派的创新性。二是新时期中国外交不断开创新局面,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逐渐形成了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正确义利观及国家总体安全观等一系列重要理念,创造性地展开了“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外交实践,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供了新鲜中国经验。三是中国学者构建中国学派的学术自信不断增强。学者们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借鉴智慧,顺应国际社会对新国际关系理论的期待,立足中国外交实践,力图用中国理论、中国话语来研究阐释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突破,逐渐开创研究新局面。

　　学术贡献

　　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形成了一批厚重的理论成果,对中国外交实践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中国学者通过对一系列理念、方针的阐释,从学理层面对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进行探讨,在事关人类共同命运的重要问题上得出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截然不同的结论,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时代意义,展现出中国学派的学术价值,更为国际关系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提出国家关系理论新框架。当前,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中国与世界的交往更为频繁,对国际事务的参与不断加深,世界也期待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有更大作为。而一些西方学者仍然以结盟对抗和干涉思维思考国际关系,认为大国之间存在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它们以实力为基础并以利益为目标进行竞争,这种观念妨碍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对此,中国学者指出,中国不会像西方那样将各国视作截然对立的矛盾体,以消灭对方为目标,而是认为彼此可以相互依赖、共存共生。中国主张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这一主张顺应国际社会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要进步的迫切愿望,为破解当下安全与发展难题、推动国际关系健康发展提供了正确思路,也成为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