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道德的关系,既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迁,两者的关系呈现出不同面貌。回顾中外历史,对我们思考这个问题,会有积极的启示。

　　一

　　在西方美学中,有一个影响巨大的传统,认为在艺术中美与道德是分离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从形式和信仰的角度论述美,但从认识论和道德论的角度反对艺术。他认为:艺术家摹仿人性的低下部分,以刺激欲望,不利于城邦公民的教育;艺术是一件太严肃重大的事,不能只交给艺术家;私人的喜好要让位于共同的善。欧洲中世纪早期的神学美学,也具有艺术与道德分离的倾向:艺术代表着尘世的诱惑,对艺术的沉溺是不道德的。在其中,持特别极端立场的是一位叫德尔图良的人,他将文学描绘为“在神的眼睛中是愚蠢的”。这种论调在中世纪早期的许多思想家那里都有回应。

　　当然,在欧洲还另有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坚持艺术具有积极的一面,认为艺术有利于人的教化,即使在艺术中具有某些非道德的情节,实际上仍有符合道德的效果。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悲剧作了分析,认为像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德斯的悲剧,尽管有像《俄狄浦斯王》中的乱伦和《美狄亚》中的凶杀的故事,有残暴和血腥的场面,但这种悲剧能产生的“哀怜”和“恐惧”情感,具有“疏泄”的效果,从而促进心灵的净化。因此,悲剧具有对城邦的公民进行教育的功能。在中世纪后期,继承亚里士多德哲学传统的神学美学家托马斯·阿奎那,一方面总结了审美的形式三要素,即“完整或完善”“比例或和谐”“明亮或清晰”,对从古希腊时期,经罗马时期直到中世纪形式主义美学作出了综合和总结。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美与善是一回事,只是呈现的面貌不同而已”,从而坚持艺术与道德的相通性。

　　二

　　诞生于18世纪的现代美学,普遍趋向于主张艺术与功利的分离。法国美学界中,出现了一个在当时名气并不大,但其观点后来被人们广泛接受的文人夏尔·巴托。此人将诗歌、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组合在一道,创造了“美的艺术”的概念。这一区分,是当时人们将“艺术”与“工艺”区分开来的迫切要求的体现。“工艺”是实用的,而“艺术”是非实用的。当然,这一区分也对学科的分类,对作为法国启蒙运动标志性成果的《百科全书》编纂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到了康德写作《判断力批判》时,他将“审美无功利”“美的艺术”,再加上在18世纪时得到发展的“趣味”“天才”“灵感”“崇高”“想象”等观念综合在一个整体之中,为现代美学奠基,从而在事实上推动了“艺术”与“道德”的进一步分离。到了19世纪,这种观点被蓬勃兴起的浪漫主义所接受和发展,并在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那里被发展到了极端。

　　当然,与这种美学相对立的,重视艺术的社会功用和道德作用的美学,也同时在发展。维克多·雨果有一句名言:“为艺术而艺术也许是好的,但为进步而艺术是更美的。”艺术与道德的关系,还是应该从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的角度来考虑。艺术有其独立性,学术界有着关于艺术权利的争论,认为艺术具有自主性,不应该用外在的标准来规训艺术,艺术的标准要来自于艺术的内部,可以鼓励作家艺术家写什么、怎么写,但具体的创作中所采用的主题、题材和创作手法,应该是按艺术家自主的选择。然而,归根结底,艺术还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艺术不可避免地受着社会生活的影响,要受社会的制约。

　　当代关于艺术与道德的关系的诸多观点,可以分为两大派:一派是主张道德本体主义,即认为艺术要有道德的内容和美的形式。他们主张艺术是道德宣传的工具,而艺术之美,或者说作品的艺术性只是使这种道德宣传更富有实效而已。另一派是道德底线主义。这种观点给予了艺术更多的自由,只是规定一些不可逾越的底线或红线。艺术是自由的,但也是有禁忌的。在政治、历史、伦理、种族、宗教等许多问题上,都有着红线。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