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向来是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等，是以制度研究与文献考辨为主的基础研究。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等，通过考察与科举相关的社会风尚、文人心态等，借以评价其对文学所施加的影响，更倾向于宏观的，以价值判断为主的传统思路。至陈飞《唐代试策考述》围绕试策，以更为直接的方式切入，则是此后日趋深入、细致的专题化研究的嚆矢。与应试有关的诗、赋、策文等，既是文学的特殊形态，又是科举制度的重要内容，自然也就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

　　然而，新的难题也就随之而来。首先，是有关制度的考论，要如何围绕文学展开，以避免各自为政的局面？其次，应试文学“鲜少佳制”，又有别于传统文学而各见其特殊性，该作何评价呢？最后，是如何使应试文学与文学主流结合起来，以赋予其充分的研究意义。以应试诗而言，徐晓峰《唐代科举与应试诗研究》很好地解决了以上问题。其思路与方法也便于推广，可以说是现阶段融合科举与文学研究的理想范本。

一

　　唐以律诗为一代之所胜，号为“唐律”。朝廷沿用隋制，又加以发展，确立起“以诗取士”的制度，用以选拔人才、考核官员。应试诗例用五言律诗（有仄韵），称为“试律诗”，是唐代科举与诗歌之间最为直接、重要的媒介。

　　唐五代以迄宋人，大多是把“以诗取士”，直接视为唐律繁荣的重要因素。如严羽《沧浪诗话》认为：“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尽管如此，宋人对应试诗本身的评价，却也并不很高，如李颀称“时有佳句”，葛立方云“省题诗自成一家”。元代科举没落，至明代，便不时有人质疑唐律系于“以诗取士”的说法。如胡子厚云：“诗之盛衰，系于人之才与学，不因上之所取也。汉以射策取士，而苏李之诗、班马之赋出焉，此岂系于上乎？屈原之《骚》，争光日月，楚岂以骚取人耶？况唐人所取五言八韵之律，今所传省题诗，多不工。今传世者，非省题诗也。”王世贞《艺苑卮言》亦云：“人谓唐以诗取士，故诗独工，非也。凡省试诗，类鲜佳者，如钱起《湘灵》之诗，亿不得一；李肱《霓裳》之制，万不得一。”这种以否定为主的态度，可以视为是对本朝“以八股取士”的变相维护。清朝有鉴于八股之弊，从康熙年间开始，便在八股之外，逐渐恢复“以诗取士”的旧制。这也导致当时笺注唐人应试诗，成为一代风气。

　　可见，古人对应试诗与“以诗取士”的评价，大致是从肯定到否定，再回归肯定的。学界初期，也仍是以“促进”“促退”的价值判断为主，前者如余冠英、王水照，后者则以郭绍虞为代表。稍后，皇甫煃、马积高等，从考辨制度的角度，提出“以诗取士”晚于初、盛唐的诗歌高潮，使科举与文学的关系随之倒置，意味着：“以诗取士”对诗歌繁荣的影响有限，而诗的繁荣却有力地促成了“以诗取士”的制度。至此，应试诗的地位，随着“以诗取士”的倒因为果，愈加显得无足轻重。近年来，或有侧重应试诗文本的研究著作，亦多难逃“促退”的定声锤，以至陷入自我否定的尴尬境地。这便是此前学界与之相关的研究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