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学术研究能给政策制定者提供真正的参考?如何评估一项学术研究的政策参考价值?面对这些问题,6月26日,华盛顿特区智库新美国举办主题为“首都环线与象牙塔:弥合差距”的研讨会。与会学者就政策制定与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之间的差距问题展开讨论,并重点探讨了如何促进二者之间的有效对接。

　　社科研究对政策制定者“有用”

　　美国威廉玛丽学院教授苏珊·彼得森(Susan Peterson)说,作为一名国际关系学者,总是希望开展对政策制定者有用的研究。但一项学术研究是否具有政策参考价值,其检验标准是政策制定者是否认为该研究对自己有用。2017年,美国圣母大学国际安全研究中心(NDISC)和威廉玛丽学院教学、研究与国际政策(TRIP)项目联合展开了一项调查,请1993—2016年在美国政府中任职、级别在助理主任及以上的3568名政策制定者评价各种社科研究方法和成果对他们日常工作的用处。这些受访者来自国家安全、国际贸易、发展三大领域。共有536人完成了调查,其中75%为男性,平均年龄为60岁。

　　对于调查的第一个问题“你在工作中参考社科研究论据和结论的频率如何”,所有受访者中有26%回答“每天参考”,有48%回答“每周参考几次”;参考社科研究最频繁的是国际贸易政策制定者,他们中有52%“每天参考”,最不频繁的是国家安全政策制定者,只有21%“每天参考”,“从不参考”的人的比例也是三个领域中最高的。对于“社科研究论据和结论在哪些方面为你的工作提供参考”,回答“社科研究为我的工作提供了理论背景”的受访者比例最高,在国家安全领域接近80%,在国际贸易领域、发展领域均接近60%;回答“我在工作中直接应用社科研究成果”的受访者在国际贸易领域、发展领域均接近40%,在国家安全领域则低于20%。研究人员还询问了不同社科研究方法对政策制定者的参考价值,三个领域的受访者都表示“政策分析”最有用,其次是“现代案例研究”“历史案例研究”“领域研究/民族志研究”,“形式模型”和“理论分析”则用处较小。值得注意的是,75%的受访者表示“定量分析”对他们非常/比较有用,这反驳了“定量分析对政策制定者用处不大”的观点。不过,这些人中,来自国家安全领域的人少于国际贸易和发展领域。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哪些因素妨碍了政策制定者参考社科研究”,许多人认为社科研究的本质导致其政策参考性不强,而此次调查发现,虽然政策制定者也抱有这种想法,但妨碍他们参考社科研究的最大障碍是“时间不足”,其次是“学术研究过于抽象”“学术研究不够及时”,此外还有“学术研究过于聚焦于学术圈内”“学术研究过多地使用专业术语”“学术研究获取不便”等。同样,表示“学术研究过多地使用定量分析”是一个非常大/较大障碍的受访者比例最低(29%),但其中来自国家安全领域的人多于另外两个领域。

　　既然政策制定者能够获取社科研究成果且定期参考这些研究,那么社科研究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如何?彼得森等人请受访者回答了一个假设性问题:如果你得知国际关系学者中有X%得出“Y政策将对美国有利”的结论,你对Y政策的支持度会上升、下降还是不受影响?受访者被随机分为3组,他们看到的X%分别为52%、74%、93%。结果显示,学者意见对政策制定者有积极影响:认为Y政策有利的学者略多时(X=52),27%的受访者对Y政策的支持度上升;认为Y政策有利的学者占绝大多数时(X=93),77%的受访者对Y政策的支持度上升。

　　学术界对应用研究重视不足

　　据圣母大学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迈克尔·C. 德施(Michael C. Desch)介绍,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政策导向的政治学研究式微,理论化的研究日趋占据主导地位。

　　TRIP项目针对国际关系学科期刊进行的一项调查也显示,20世纪80年代至2015年,提出政策建议的论文占比持续降低,采用定量或形式分析方法的论文占比持续上升。根据TRIP项目的另一项调查,过去十几年里,国际关系学者中,从事应用研究的人占比基本维持在30%—35%,约2/3的人将重点放在基础研究上。在NDISC与TRIP项目针对国际事务专业学院协会(APSIA)成员学院院长和排名前50的政治学系系主任进行的一项调查中,50%以上的系主任认为没有明确提出政策建议的基础研究也具有政策参考价值,但持此看法的院长不足40%。可以说,院长们的观点可能与政策制定者更接近,他们是学术圈与政策圈桥梁之间的关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