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卷的《二里头（1999—2006）》总重近20斤，当记者将这些田野考古报告从北大地下书店的台阶上一步步运上来时，已累得气喘吁吁。

　　考古学的出版物大致可以分为三大层次，一端是“阳春白雪”级别的考古报告，另一端是占领地摊的“考古探秘”类读物。对公众来说，考古报告有点像文言文，更像是看不懂的天书，需要有人来做话语转换工作；占领地摊的猎奇戏说类读物，读得时间一长，读者就觉得它们还是隔靴搔痒，且明显拼凑而成。介于两端之间的第三层次即是大众学术。

　　毕竟重量级考古报告的读者只是少数，而在专业领域之外，却有着数以万计的公众，对二里头的兴趣不断提升。他们的这种需求如何满足？

　　这项工作，无疑需要一线考古工作者们当仁不让地承担下来，实现田野、实验室里的专业工作与公众需求的对接。

　　“考古人许宏”被称为“公众考古的践行者”，大众读物、学术讲座与互联网，都成了他传播二里头乃至考古学的平台。2007年，记者读到一篇向大众读者介绍二里头的文章，作者正是许宏。从此，“二里头”、“华夏第一都”和“许宏”这三个词就留在了记者的脑海中。除了《最早的中国》和《何以中国》，许宏的第三部面向公众的考古学著作《大都无城》预计今年秋季出版。

　　近年来，公众的文化水平和素养在大幅度提高，与10年、20年前相比，二里头已开始逐渐地深入人心。未来建成的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和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将进一步满足公众对二里头的好奇与关注。

　　在许宏看来，讲好二里头的故事，不能满足于遗址和文物的展示，而是应该讲出它们背后千千万万的精彩故事。对学者来说，这也是一项尝试与挑战。他愿意投入一定的精力，与各个部门协作一同将这项工作做好。许宏告诉记者，考古学学者有些像“两栖动物”：游离于城市与乡村之间、古代与现代之间、学术研究与大众传播之间。而对于二里头遗址等在中华文明起源中具有重要意义的遗址，发掘出历史，讲述出故事，需要这样的“两栖动物”。

　　1996年，《读书》杂志曾约请几位人文学科的知名学者来讨论考古学与公众的问题。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陈星灿，所写的文章是《公众需要什么样的考古学》，许宏看过之后颇以为是。

　　但是，他当时有个想法：并不是所有考古学家都需要思考这个问题，有一部分人考虑就可以了；其余人需要做的是田野考古本位的工作。后来，随着社会发展，考古学学科也在转型，新的思考随之产生：考古学学者拿的是纳税人的钱，生产的是文化产品，“到底做了什么”，总要对公众有个交代，有个说法。这是一线的田野考古人需要也可以做的工作。

　　在许宏看来，一线的田野考古人，需要“两条腿走路”，既需要深入田野发掘，也需要像公众所期望的那样“放下身段”写出真实发现和真情实感，而且对每一句话都负责。

　　二里头的发掘与研究任重道远，讲好二里头的故事、传播二里头文化，同样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