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湛纳希》的开篇似乎是“离题”的：传主并没有出现，成吉思汗的宏伟人生却被作家满怀激情地书写。成吉思汗是一位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伟大征服者，就其胜利的范围和持久度而言，他超越了亚历山大、凯撒大帝和拿破仑，他的名字和事迹妇孺皆知。然而，当下除了蒙古族内部，已很少有人知道尹湛纳希，虽然他堪称蒙古文学史上的第一人。一个终生戎马，一个笔耕不辍；一个声播寰宇，一个默默无闻，作家之所以将两个有着如此巨大差异的人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原因在于血缘的寻根：尹湛纳希是成吉思汗的后人，他身上流着蒙古族的血液。这是一种民族认同的流露：作为蒙古族作家的萨仁图娅女士，她对自己民族的巨人深怀崇敬。但也许最重要的，这是一种文化的自觉：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文化的拓荒、传承与散播和政治、军事的开创、建设与强盛同样重要。作家以一个文化人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担当意识，为尹湛纳希作了这部颇具史诗风格的传记：视域宏阔，格调高雄，语言奔放，气度豪迈。这一切都有力地烘托了这位“文化英雄”的伟大。

　　尹湛纳希的文学创作有着对民族文化身份和地域文化身份的思考。蒙古族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文化发展相对于中原地区要滞后，其文化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中原文化；辽西长期以来都是一片文化荒漠，清代才有中原文化传入。如果采取保守的民族主义，拒绝汉文化的蕴藉高雅、博大深邃，那么他的创作就可能是朴拙有余而意韵不足、空有气度而缺乏深度的，虽然坚守了民族特质却无法与汉民族的优秀作品比肩。尹湛纳希在创作中吸收了中原文化的精髓，又将“绿色”游牧民族自由、开放、生气勃勃的精神气质灌注其中，将蒙古族的和辽西的古老神话、历史传说等串联其中，创作出属于蒙古、属于辽西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