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东亚“册封—朝贡”体制

　　长春师范大学博士培养团队 潘博星

　　尽管定义的内涵和外延不尽相同，曾经覆盖的范围也存有争议，“册封—朝贡”体制用来指代近代以前的东亚秩序，似乎已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册封—朝贡”体制起源于周代的封建制度，为君主同臣下之间结成的君臣关系形式。经秦至汉，随着疆域和势力范围的扩大，“册封—朝贡”体制逐渐成为中原对边疆和异族的支配形式。在讨论这一概念实际适用的时间范围时，讨论对象往往由汉一跃至唐，特别是盛唐以降，直至明清，对于中间的魏晋南北朝，或一笔带过，或避而不谈，甚至出现了否定这一时期东亚存在实质意义上的“册封—朝贡”体制的观点。实际上，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政权和周边国家的交往已经具备了隋唐时期“册封—朝贡”体制的雏形，同时，这一时期的“册封—朝贡”体制也存在着二元性、不对称性、多重目的性等特点。

　　二元结构下的

　　“册封—朝贡”体制

　　汉帝国崩溃后，魏晋南北朝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原地区存在南北平行并存的对立政权，呈现出二元帝国的结构。与此同时，许多边境及异族国家勃然兴起，高句丽、百济、新罗、倭等均为其例，这些国家在完成从部族到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都曾向中国入贡，取得中国的官阶、官职，同中国皇帝结成君臣关系，即“册封—朝贡”关系。有观点认为，这一时期所谓的“册封—朝贡”无非是中国单方面声称的秩序，只存在于形式，或者说是单纯礼仪性而不具有实质意义。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无论是倭国的五王，还是高句丽、百济，大多是他们自行拟定具体官称，指名索要，要求获得承认和册授。百济武宁王陵出土的墓志上，记载的武宁王的官衔只有从南梁获得的“宁东大将军”，可见其对中原册授的高度重视。随着时间的推移，北方政权亦有所巩固，原本以“胡”称之，但亦有他国朝贺。因此，二元结构下的“册封—朝贡”体制中，册封国对受封国亦有强烈的政治需求，故受封国于行动上更为主动，同时朝贡南北朝的行为也得到了默许。

　　不对称的同盟关系

　　所谓“不对称性”的表述来源于现代国际政治同盟理论中“Asymmetric Alliance”的概念，在抛开主权国家概念是否适用于古代国家这一桎梏之后，“不对称同盟关系”似乎也可以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册封—朝贡”体制的某种性质。其不对称性通常表现为国力和目标的不同，就中原政权来说，无论是北部强国前秦、北魏，还是偏安南隅的东晋、刘宋、南梁等，其人口均以百万计，5世纪之后甚至逾千万，而周边政权中最为强大的高句丽，虽无明确人口记录，从交战时投入的兵力来看，人口从远不足百万发展到了灭亡时的近70万户，在使用冷兵器近身肉博的古代社会，其国力对比可见一斑。中原政权的君主权威不仅限于政权内部，东亚文化圈内有多少国家对其敬服，是考量其君主德行与威严的充分而不必要条件。相对来说，周边国家，包括倭国在内，取得来自中原政权的册封，是维护其国内统治，甚至扩大其影响范围的外部保障。汉或唐这样国家统一的时代，中原政权对此种动作持警惕和否定的态度，但二元帝国时期，中原政权出于现实的考虑，只能默许这种野心的膨胀，并给予其在体制顶点的形式上的承认。

　　多重目的重合

　　“册封—朝贡”体制

　　东亚“册封—朝贡”体制中受封国朝贡的诉求包含诸多层面。学习中国君权和国家建设的样板、重视并输入国家运作的律令历法、获得中国皇帝的颁赐并得以在边境互市，均是使周边国家主动地加入到体系当中来的动因。而魏晋南北朝时期东亚“册封—朝贡”体制下的国家有着比这些更为紧密的合作，即军事合作关系。相比之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军事合作并不十分明显，除了前燕攻伐高句丽、魏伐百济之外，中原政权似乎一直忙于争正朔，周边国家也各投身于国境的扩展，看似各自为政，实际上各国暗中进行的外交争夺战从未停止。此外，这一时期，中原对周边国家的册封均带有“都督”“将军”等武官官职，有些则带有中原地区地名，如封高句丽王为“平州牧”“都督营州军事”等，除以他人之地予以虚封之外，很有可能含有于此地进行共同作战或使高句丽在此地牵制北方政权的意义。

　　综上，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政权南北对立，周边国家也处于由部族到国家再到地区整合的发展时期，出于维护君权和发展国际关系的需要，周边国家与中原南北政权之间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一关系具有二元性、不对称性和合作目的多样性的特点。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的中原与周边国家关系，为隋唐之后建立的以唐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