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辽代实行南北官制，采用蕃汉分治的政治制度，“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是历代契丹帝王的治国基本方针。在如此复杂的政治统治体系中，四时捺钵制度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其中，冬捺钵因其用时之长、路线变化复杂且与政务变化紧密相关，在四时捺钵中又显得格外特殊。

　　从《辽史》来看，辽代冬捺钵的时间一般为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冬捺钵的具体活动包括“时出校猎讲武”“与北、南大臣会议国事”“兼受南宋及诸国礼贡”。其中，射猎野鹿、凿冰钓鱼、商讨军国大事，以及出征前的射鬼箭仪式，具有少数民族渔猎习俗特点。

　　辽人在捺钵选址方面除了顺应自然规律，辅之占卜以正吉凶，也会充分考虑捺钵地点的环境交通、用兵部署、物产资源等因素。藕丝淀，也称广平淀，意为宽大之淀。在《辽史》中，藕丝淀作为冬捺钵地有16次之多，其中有13次是在道宗时期，另外3次是在天祚帝时期。《辽史·营卫志》记载：“冬捺钵，曰广平淀，在永州东南三十里”；“冬月稍暖，牙帐多于此坐冬，与北、南大臣会议国事，时出校猎讲武，兼受南宋及诸国礼贡”。

　　中京大定府，是辽五京之一。中京在《辽史》中多出现于关于中京留守官职的相关记述，但研究发现其有19次为辽代皇帝冬捺钵所驻之地。据笔者统计，太宗有2次，圣宗有8次，兴宗有6次，道宗有1次，天祚帝有2次。辽皇帝在中京捺钵之时也处理朝政国事，临幸某地次数越多，越可见其地理位置之重要。

　　南京，辽五京之一。在《辽史》中作为冬捺钵地为11次。《辽史》记载，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后晋石敬瑭割献幽云十六州给辽朝，辽太宗便“升幽州为南京”。另外，太宗时曾置中台省于南京，宴南京群臣，也曾在南京商议伐晋。学者杨军认为，太宗冬捺钵常驻南京是出于对东丹国控制的需要。可见，此地作为辽皇帝冬捺钵之驻地，有着无可厚非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意义。

　　木叶山，被尊为契丹圣山，是辽代皇帝行祭山礼仪的主要场所。《辽史》中记载辽代历朝皇帝在冬季抵达木叶山的情况有10次之多。关于木叶山的地点，史籍无确切记载，史家对此也有多种见解，如“两河交汇说”“海金山说”“辽祖陵说”和“阿鲁科尔沁旗天山说”等。基于前人研究成果与实际考察，本文更赞同“木叶山在巴林左旗境内辽太祖陵山”的说法。

　　奉圣州本唐新州，辽太祖改为此名。在《辽史》中，天祚帝2次驻跸奉圣州，穆宗驻跸此地1次。在天祚帝天庆二年，“冬十月，驻跸奉圣州。十一月乙卯幸南京。丁卯，谒太祖庙”。有学者认为，奉圣州东南至南京三百里，西北至西京四百四十里。可见，奉圣州作为冬捺钵驻地，具有地理位置优势。

　　据《辽史》，中会川作为冬捺钵驻地有10次之多，其中兴宗9次，道宗1次。从地理位置上讲，中会川是混同江与松嫩汇流之地，这里易于捕获牛鱼，方便行“头鱼宴”。另外，《辽史》中所提中会川即韶阳川、韶阳军营地，大有军事意义。长春州作为其“宫卫州”，不仅巩固了皇权，而且能震慑女真、室韦。总的来看，冬捺钵地设在中会州兼有钩鱼、违寒、交通、军事斗争等诸多考虑。

　　在《辽史·本纪》和《辽史·游幸表》中有很多关于辽代帝王四季捺钵及游幸所去地方的记载。杨军认为，辽冬捺钵地点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了一些变化，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在太祖、太宗时期，冬捺钵以辽东半岛为主。世宗时期，霸州为主要冬捺钵地。穆宗时多在庆州诸山。景宗时，捺钵地较多，主要有南京、西京。圣宗时期主要在南京及奉圣州。兴宗和道宗时期，所设冬捺钵地较多，如广平淀、南京、显陵、乾陵、混同江、中京、祖陵、上京、西京、显州、中会川、东京、驼山、医巫闾山。辽历代皇帝较少去的冬捺钵地点有千陵、太祖庙、西京、显州、辽河、黑山平淀、太祖行宫、奉圣州、中会川。

　　综上所述，辽代皇帝主要以藕丝淀（广平淀）为主要冬捺钵地，同时在其他临时驻扎地如奉圣州，也有过行帐记录。辽冬捺钵在地点选择上经历了早期太宗时期的首创阶段，世宗至圣宗前期的发展变化阶段，在圣宗后期至辽末又恢复了传统的冬捺钵驻地选址。具体来说，辽太宗时期，冬捺钵驻地多在辽东半岛，路线大体呈西北至东南走向。世宗至圣宗前期，冬捺钵驻地逐渐南移。圣宗后期至辽末，冬捺钵驻地多在永州广平淀。不难看出，辽冬捺钵地点迁移变化的路线，不仅符合辽朝处理契丹治下部族事务，并兼顾与宋关系等方面的政治需要，而且符合辽游牧经济兼农业经济发展的需要。由此可见，冬捺钵路线变化是随着所处理的政务而变化。

　　（作者系长春师范大学2018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