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记者　陈琳琳

　　前不久，记者来到大连青泥洼桥一带，行走在这里的大街小巷上，听着当地别具地域特色的大连话，看着错落有致的店铺摊肆前一定少不了海鲜这一味重头菜。有着7000年食用海鲜历史的大连人，直到今天依旧未改对大海的那份深深眷恋。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有着7000年食用海鲜历史的大连人，直到今天依旧未改对大海的那份深深眷恋。作为沿海港口城市的大连，这里的海洋文化是何时形成的？都有哪些独特性和重要性？带着疑问记者采访到了辽宁师范大学教授田广林和《大连港史》的作者刘连岗。

　　辽宁历史文化词条25

　　九门口长城

　　九门口长城是世界文化遗产，坐落于葫芦岛市绥中县。南端起于危峰绝壁间，与自山海关而来的长城相接。是中国唯一的水上长城。

　　7000年前 已会用网捕鱼

　　“说起大连的海洋文化历史，那要追溯到7000年前了……”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田广林说，7000年前的大连地区，自然环境与现在有很大区别，比现在要温热湿润，雨量也较充沛，适合鹿、獐等中小型动物生活，这也为先民提供了食物来源。经考古发现，在贝丘遗址中大量出现的狍、马、牛、熊、虎、鹿、獐、猪等人为食用过的动物骸骨就是最好的证明。然而，燃起大连地区第一缕人类炊烟的小珠山先民们又向海洋进发，渔业和滩涂成为那时人们获取食物的又一个重要来源，正所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据介绍，长海县广鹿岛的小珠山遗址，是大连地区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中最为重要的一处。小珠山海拔仅20余米，俗称“土珠子”，山下有一条小河。1978年，省内考古工作者进行发掘时，首次发现了小珠山下、中、上三层文化相互叠压的地层关系，分别命名为小珠山一、二、三期文化。从小珠山贝丘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地层中含有大量的牡蛎、蛤子、蚬子、海螺等贝类的壳，这说明，大连地区的原始先民最初的渔业生产是要早于农业生产的，先民早就与大海结下了不解之缘，向大海索取衣食资源。他们在沿海滩涂采集藻、贝、鱼和虾，日积月累就形成了贝丘堆积。在遗址中还出土了石制和陶制的网坠，并发现了长约8厘米的高等鱼类的鳍刺和鲟鱼骨，这也表明小珠山先民们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捕鱼技能。

　　到了小珠山二期文化时，渔猎技术有了更大的进步。在位于今天旅顺口区铁山街道的郭家村贝丘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箭镞，这些镞既可以用来射兽类，也可以用于射鱼。此外，还出土了编织渔网的工具——网梭。它的制作方法是将动物肢骨劈开，一端磨尖，一端作柄，柄中凿有圆孔，以网梭出现而产生的捕鱼网具使捕鱼手段得到明显提高。镞和网梭的大量发现，都表明当时渔猎技术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天然的古港湾

　　刘连岗从事大连地区港口历史研究40余年，他说，大连地区三面环海，南部面向渤海海峡，东西两侧是黄、渤二海，海域辽阔，其中水深40米以内的浅海水域面积达5240多平方公里。海岸线绵长，东起庄河市南尖镇 ，西至瓦房店李官乡，海岸线走向呈V字形，全长1906公里，其中岛屿岸线618公里，渤海区域828公里，黄海区域1078公里。

　　此外，大连沿海有大大小小海湾30余处，总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按照地貌可以划分为近封闭海湾、半封闭海湾、敞口海湾。近封闭海湾口小腹大，湾口有屏障，湾内风平浪静，如太平湾（长海县海洋岛）、旅顺口、普兰店湾等，海湾面积近50平方公里；半封闭海湾大澳深而不淤不冻，十分有利于建设商港，如大连湾、大窑湾、小窑湾等，海湾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敞口海湾抗风浪能力较差，水较浅，如庙东湾（长海县）、塔河湾（旅顺）、金州湾、复州湾、葫芦山湾、青堆子湾（庄河），海湾面积超过了800平方公里。

　　刘连岗介绍说，“小珠山遗址出土了距今约5000年前的舟型陶器，郭家村出土了距今约4000年前的舟型陶器。根据事物的发展规律，先有实物，再有模型，也就是说，在距今5000年或更早以前，大连就有了造船的工匠，大连就有船作坊。有了船，港口就会生动起来，丰富起来，集散起来。从原始渔港到通航港口，船也刷新了港口的概念。换句话说，大连港口的历史与中国其他港口的历史一样悠久，是名副其实的古港。”

　　与此同时，大连海湾众多且类型多样，自然突出了大连在辽海中的重要位置，面向太平洋，航运价值极高，腹地广袤，资源物产丰富，具备了开发建设大型商港、军港、渔港和工业港的条件。同时，也是天然的避风港。

　　中国最早的海外交通港口之一

　　“大连港口不仅是中国最古老的港口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的海外交通港口。”刘连岗说，据考古资料记载，青铜时代，大连海外交通的活动得到进一步发展，在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多次发现具有中国青铜时代文物特色的铜剑、明刀钱、安阳布等。

　　值得一提的是，独具大连青铜时代特色的“巨石文化”——石棚，在朝鲜半岛多有发现，其中支石墓分布在朝鲜半岛中部和北部。朝鲜半岛上的大连新石器文化和青铜文化多分布在南部及东南部沿海地带，在内陆很少见到，说明大连与朝鲜半岛的经济文化交流首先是从海上开始。

　　青铜时代大连港口海外交通最有意义的事情莫过于将中国的稻作技术等东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根据目前考古资料记载，1987年在大连大连湾镇大嘴子青铜时代遗址出土了一批炭化谷物，经专家鉴定，分别为粳稻和高粱两个种属，其年代为距今3000年左右。从时间和种属上看，正符合中国稻作技术东传朝、日所要求的条件，从而为中国稻作技术由大连港口东传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提供了实物证据。中国稻作技术传入日本，对日本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稻作技术传入之前的绳文时代，日本尚无农业可言。

　　然而，战国时，群雄割据。位于北方的燕国不断拓边，当时大连地属辽东郡。战国末期，燕国发展成为中国北方除齐国外又一航海大国。大连是燕国重要区域，港口作用不可忽视，海上交通向西沿渤海沿岸可达今秦皇岛海域；沿渤海湾入河水通赵、韩、魏；向北沿辽东湾入大凌河、辽河以通东北腹地；向南越渤海海峡以通齐、鲁；向东沿黄海海岸以通朝鲜半岛乃至日本列岛。大连遂成为中国北方海上交通要津。从大连地区出土的各国货币看，数量多，流通广泛，表明商贸往来频繁，从以朝贡贸易为主发展到以商业贸易为主，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商贸港。

　　自汉唐以来，港口活动日趋活跃。尤其到了辽明清代，辽海岸线港口是非常发达的。明代，大连港口在边粮运输中勃兴。清康乾年间，港口繁盛一时，海运旺季，港内帆樯林立，船只往来不绝。总之，数千年来，从大连的港口贸易往来流通看，都是海洋文化的重要体现。大连借用独特的天然地理优势，充分发挥港口价值作用，成了东北亚海洋文化的中心枢纽。

　　向东北亚全方位开放的国际主枢纽港

　　“1899年大连开港，进入现代商港时代。这一时代可划分为沙俄统治、日本统治、苏联代管和中国自行管理四个时期。然而，在大连城市乃至东北区域发展过程中，大连港始终发挥着龙头作用。不同时期不同目的但内涵相近的定位是港口发展的主要因素。”刘连岗说，他认为只要研究大连的历史，就绕不开大连港。近代史上的三次主要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抗日战争，都跟争夺大连的港口有关。可以说大连港不但改变了大连，也影响了中国，并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了世界。

　　1908年至1939年，日本殖民统治者先后在大连湾南岸、西岸沿线完成了大连码头、寺儿沟油码头、甘井子煤码头、黑嘴子码头等码头的扩建，大连港成为拥有40个泊位，可同时停靠37艘3000吨以上的船舶，年吞吐量超千万吨的深水大港。

　　1950年2月中苏两国一揽子解决了大连港、旅顺港、东北铁路和苏联驻军等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1951年1月1日中国正式收回大连港，结束了自1899年开港以来便由外人统治和管理的历史，开始了大连港历史新纪元。

　　通过港口建设和技术改造，1976年形成新港港区，1985年形成香炉礁港区，1988年形成大连湾港区，1993年形成大窑湾港区，2008年形成长兴岛港区。2015年年初，国家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中明确指出，加强大连等在内的15个沿海城市港口建设，大连是东北唯一纳入该《愿景与行动》的港口城市。

　　大连港现有国内外航线100多条，辐射全球160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 。依托覆盖东北全境及连接欧洲的铁路网和遍布全球的航运网络，大连港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全面提升港口服务功能，打造环渤海中转物流服务体系，构建覆盖东北全域海铁联运网络，搭建联通亚欧国际物流大通道，加快建设面向东北亚全方位开放的国际主枢纽港，促进东北新一轮振兴和东北亚国家互联互通共同发展。

　　去年10月，在大连港成功开通大连-斯洛伐克中欧班列，这是我国首条直达斯洛伐克的中欧班列，为东北腹地高端制造业开辟了全新的物流通道，带动东北地区对外开放水平再上新台阶。

　　解读

　　跨海交融

　　汉武帝扫清了北方海阻后，从山东等地大规模移民北上，到大连等地区垦殖定居。山东居民的大批涌入，使大连地区人口迅速增长，具备了建县的条件。汉武帝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朝廷在大连南部设置了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县级建制——沓氏县。大连地区成为汉朝的重要经济区，除农业外，畜牧业特别是冶铁和盐业也都有较大发展。当时辽东郡人口已达272539人（沓氏县人口约2.5万人《汉书·地理志》）。

　　大连史志办研究员王万涛说：“在大批涌入辽东的山东人士当中，还包括管宁、邴原等一些名家学者，他们对辽东一带的学风及社会风气乃至生产力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名儒入辽

　　东汉末年，中原大地烽烟迭起，唯辽东一带地处偏僻，未被战乱波及。管宁听闻辽东太守公孙度令行海外，便与邴原、王烈等人相约共同避乱，纷纷跨海路过大连投奔公孙氏在辽东避难。

　　数尽辽海文化名人，第一个当为管宁。管宁虽非出生在辽海，但平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辽东度过的。《三国志·魏书》提到，“宁在辽东,积三十七年乃归”。传授儒家经典学说，并身体力行，以儒家的道德观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教化他的学生及周围的人们。

　　管宁、邴原、王烈入辽带来了中原先进文化，热心办学，教化民众，尽力传播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生产技术，对辽东一带的学风及社会风气乃至生产力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是辽东文化的引路人和传播者，为辽东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辽东读书人到山东赶考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航海工具的不断改进，辽东与山东之间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王万涛介绍说，明朝统一辽东后，就在辽东设立学校，开展儒学教育；自洪武十七年至万历年间，共设都司卫学十五所、永宁监学一所及自在州学一所，另有书院七座，随卫建立的社学二十五所。虽在数量上无法与内地府、州、县学相比，但在辽东教育史上却达到了空前完备的规模。

　　其中岁贡是科举时代贡入国子监生员的一种。与内地府、州、县学自洪武十六年就有岁贡生员不同，辽东都司卫学要成化二年后，才能获得向国子监岁贡生员的资格。

　　据现有史料统计，自此至明末，辽东共有岁贡765人。他们或经考试后被明廷直接选任为府、州、县学教官，或经“廷试”后入国子监肄业，再经“历事”而获得选任中央及地方各级行政官职的资格；由此，岁贡成为辽东都司卫学生员最主要的入仕之路。

　　此外，辽东生员与内地生员一样，自明初就可通过科举考试入仕；因明代辽东一直没有获得单独举行乡试的资格，因此辽东士子必须到邻近省参加乡试，先到的就是山东，嘉靖十三年又改至顺天。自永乐十八年至崇祯九年，辽东士子共参加56科乡试，共考出208名举人；又以此为基础自正统十年至崇祯四年考中72名进士。由此形成了明代辽东士人建立在都司卫学基础之上的生员、岁贡、举人、进士四级宝塔式群体结构，成为明代辽东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及其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同时，因明代实行任官地域回避制度，故具有选官资格的辽东岁贡、举人、进士除少部分担任中央官职外，一般都是到辽东以外的各省、任官，他们中的大部分官员为任官地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