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满通古斯语族中的满、鄂温克、鄂伦春、锡伯,蒙古语族中的蒙古、达斡尔,突厥语族中的柯尔克孜,或世代居住黑龙江流域,或奉谕进出黑龙江流域,不仅自身获得快速发展,也为清代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边疆地区的开发与建设助益良多。文档浩如烟海,史实隐于深处,阿尔泰语系诸族历史及其研究,确与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密不可分。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记录了阿尔泰语系诸族的分布与迁徙,反映了八旗制度在阿尔泰语系诸族管理上的重要作用。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不仅详细记载了索伦、达斡尔、鄂伦春、巴尔虎等部分期分批编设牛录、拨入黑龙江、墨尔根、博尔多、齐齐哈尔城八旗的详细过程,还忠实再现了呼伦贝尔、布特哈、兴安城等地八旗的编设、部落的构成,充分反映了八旗组织长期有效的军政职能。
关键词:黑龙江将军衙门;鄂伦春;满文档案;达斡尔;研究;阿尔泰语系诸;八旗满洲;人口统计;部落;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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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离散聚合,阿尔泰语系诸族在血缘、地缘纽带下形成的脉络于明清之际已渐清晰。满通古斯语族中的满、鄂温克、鄂伦春、锡伯,蒙古语族中的蒙古、达斡尔,突厥语族中的柯尔克孜,或世代居住黑龙江流域,或奉谕进出黑龙江流域,不仅自身获得快速发展,也为清代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边疆地区的开发与建设助益良多。文档浩如烟海,史实隐于深处,阿尔泰语系诸族历史及其研究,确与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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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藏满文《几何原本》
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是满语研究的语料来源。起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保留了老满文的形态特点,如在康熙朝档案中,经常可见辅音g、k、h混淆的现象,个别词汇中的we音节也写作uwe。满语中的汉语借词早期多直接借用汉语音译,如大夫daifu、水手suiseo、木匠mujan、画匠hūwajan、副本 fu ben、通政使司tung jeng si sy、船cuwan、仓ts’ang等,诸如此类的汉语借词对满语语音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官员军政册、履历册、户口册、比丁册记载下来的姓氏和人名,分属于满、蒙古、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柯尔克孜等诸族,可用于订正官私史书用汉字记载的姓氏和人名,对于没有文字的民族语言研究而言,更是难得的语料。
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蕴含丰富的族称史料,有助于厘清阿尔泰语系诸族的基本史实。族称多以民族语言命名,汉字记音各有差异。如满文档案中的dagūr,又写作dahūr,概因蒙古文、老满文不能区分辅音g、k、h而导致的记音误差;译入汉文,更有达斡尔、达呼尔、打虎儿等多种写法。而满文比丁册中的fe dagūr(陈达斡尔)、ice dosika dagūr(新达斡尔),源出清代以年岁、身高查验男丁的比丁制度,用以区分陈丁、新丁,与达斡尔编旗设佐并无关联。清初,鄂伦春隶属于索伦总管,在精奇里江、西里穆迪河、牛满河等流域游猎,各部落多以首领名加以区别,后叠加游猎方式、游猎区域细分部落,如“使鹿穆鲁”、“使鹿鄂伦春”、“毕拉尔”、“奇勒尔”等,并未以“鄂伦春”为统一的族称。随着黑龙江将军衙门对布特哈各部管辖的深入,鄂伦春专名得以确定,并以游猎江河区分为五路。满文档案中蒙古部落的族称史料更为丰富,对于揭示巴尔虎、厄鲁特、杜尔伯特、科尔沁、郭尔罗斯、扎赉特等各部的历史演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记录了阿尔泰语系诸族的分布与迁徙,反映了八旗制度在阿尔泰语系诸族管理上的重要作用。长期以来,锡伯族西迁至伊犁、柯尔克孜族东迁至黑龙江问题,受到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这两次迁徙活动原貌,包括迁徙的历史背景、时间与过程、丁口与安置等一系列史实,皆在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中得到彻底解答。对于长期居住在黑龙江地区的满洲、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巴尔虎等部的发展演变,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的记载更为齐全完整。譬如,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详细记载了宁古塔、吉林乌拉八旗满洲官兵移驻黑龙江地区的情况,包括黑龙江、墨尔根、齐齐哈尔三座木城的修建时间、承建人员身份;满洲额兵由最初1500名减为1000名并均分黑龙江城、墨尔根城驻防的缘由;八旗满洲旗佐、官缺、披甲的额设;八旗满洲所属库图勒、阿哈顶补披甲空额等黑龙江八旗满洲初创阶段的诸多问题,皆未见官方史书或汉文档案记载。另外,汉人水手与鸟枪人同船进入黑龙江,前者为奴编入水师、后者披甲编为八旗汉军所引发的矛盾,异于行省驻防。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不仅详细记载了索伦、达斡尔、鄂伦春、巴尔虎等部分期分批编设牛录、拨入黑龙江、墨尔根、博尔多、齐齐哈尔城八旗的详细过程,还忠实再现了呼伦贝尔、布特哈、兴安城等地八旗的编设、部落的构成,充分反映了八旗组织长期有效的军政职能。
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能够揭秘诸族的人口发展状况,弥补汉文史料记载的空白。在清代人口史研究中,由于资料不足,故很少涉及东北边疆与少数民族的人口。黑龙江将军衙门初设之时,八旗官兵并未携带家眷,官兵额数统计档、官兵俸饷领发档即能反映辖区人口规模,至于官兵私人携带的库图勒、阿哈则不在统计之列。《尼布楚条约》签订后,黑龙江八旗满洲额兵千人返回宁古塔、吉林乌拉接取家眷。康熙三十年,墨尔根、黑龙江城查报户口时,将两城官兵、水手、拜唐阿、站人、庄丁都统计在内,身份低下、不能入仕的库图勒、阿哈、水手、站人、庄丁群体的户口数据也包含在内。随着理藩院直属布特哈地区划归黑龙江将军衙门管辖、巴尔虎部的安置、锡伯兵丁的接收与迁出,黑龙江地区人口数据变动较大,所统计的对象涉及墨尔根、博尔多、黑龙江城、齐齐哈尔、布特哈等地不同等级的各个民族。辖区户口总数的迅速增长,主要来源于巴尔虎、锡伯、达斡尔、瓜勒察等部的编入,并非自然增长所致。另外,早期黑龙江荒地开垦、耕地灾害、贡貂赍送等项报告也会提及男丁额数,亦可从中提取人口数据。为满足清朝编修一统志、会典、通志类史书的需要,黑龙江将军衙门不定期编报专题文档,其中不乏珍贵的人口数据。道光初年,黑龙江将军衙门曾经以城镇为单位对嘉庆朝人口耕地细数逐年进行统计,形成一套土地人口统计的综合资料,为清代黑龙江区域人口与农业生产研究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自道光朝起,黑龙江将军衙门编报的人口统计簿册交档案房留存备查。现存人口统计簿册达到三千余册,虽然并不完整,但还是能够为黑龙江人口史、阿尔泰语系诸族人口史研究提供基本数据。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