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基于盛京进行盛京研究显然是不够的。

　　如果仅将盛京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已有的介绍已经足够丰富，我们试图呈现置身于更为广阔的文化空间和学术视野中的盛京，这涉及清史研究、故宫学、中国古都学、藏学、地域文化研究等领域。记者对近十年来有关盛京的研究做了一个初步梳理。

　　国内研究较为全面但不够精细

　　盛京（即沈阳）作为后金时期的都城，是清王朝实现大一统的起点。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李治亭告诉记者，在皇太极从辽阳迁都沈阳以前，沈阳尚不具备特殊性，迁都后，盛京有四方面的特殊意义：盛京具有了重要的战略意义，可以说是清王朝的发祥地；盛京与满族的形成息息相关，是满族形成和发展的根据地；文化建设方面，迁都盛京后进行全面的文化建设，东北地区文化中心逐渐转移到盛京，使这里逐渐成为东北地区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清军入关后盛京作为陪都或者说第二首都，主要起到统辖整个东北地区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定宜庄认为，盛京研究的很多问题都值得仔细分析。

　　2004年，定宜庄、郭松义、李中清、康文林合著出版《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历史文献、人口统计与田野调查》，该书的研究对象是清代辽东最重要的移民群体，即编入八旗的汉族移民群体和由他们构成的社会。这一研究从盛京内务府户口册入手。据佟永功《盛京内务府户口册解析》介绍，盛京内务府的各种清册有3600余册，大多完好无损，共登记了有清一代近300年大约100余万不同身份的人口情况。辽东移民旗人社会研究使用了包括盛京内务府户口册在内的丰富的各种历史文献，这是一次跨越不同国界、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学科的学术合作，拓展了观察问题的视野，丰富了研究的层面，在大量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基础上，又由点及面、贯穿融会，整体鲜明地呈现了这段历史。

　　古都学是一门新兴学科。20世纪80年代，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提出中国古都学，认为古都文化为当代全国文化的汇集和代表。史念海将中国古都划分为五种类型，对于历代陪都也加以论述，他将兴京（今新宾县）、东京（今辽阳市）、盛京（今沈阳市）和京师（今北京市）作为清政权都城列入第一种古都类型——“统一王朝和政权的都城”。对于盛京作为陪都的专门性研究，辽宁大学丁海斌、时义的《清代陪都盛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是目前代表性的学术著作。

　　藏学是当前国际显学，盛京也成为藏传佛教研究的地理东缘。早在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就逐渐到达东北地区，明代永宁寺碑的多体文字中就有藏文真言。清建立初期在辽阳，特别是迁都盛京后，其政治权力就具备了满蒙汉藏的多重因素，藏传佛教大为扩张，在东北地区留下了较多重要的藏文碑铭材料。藏学家李勤璞综合使用满文、蒙古文、藏文等多种民族语言，对盛京做了一系列精细个案研究，如盛京城作为藏传佛教坛城结界的空间布局，盛京四寺满文、藏文碑文校译，实胜寺四体碑文，盛京笃恭殿满蒙汉三语名称，锡伯族家庙太平寺等。

　　沈阳故宫作为我国保留最完整的两座宫殿之一，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沈阳故宫博物院较早撰写了《从盛京宫殿看清初对东北的统一》（《文物》1976年第9期），从宫殿布局、建筑风格、文物等角度分析了清初对东北统一进程的历史意义。文章认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以盛京宫殿为中心统一了原属明朝的东北全部疆域，进一步加强了居住在这里的汉、满、蒙等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为清朝时期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准备了条件。沈阳故宫博物院原院长武斌一直致力于沈阳故宫及相关研究，出版了《清沈阳故宫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他告诉记者，他们现在在更大的比较视野下或者说“大故宫学”的框架下进行沈阳、北京、台北、承德等具有“故宫”内涵建筑的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