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5日夜晚，延安的延河边发生了一起枪杀案件。死者为陕北公学16岁的女学员刘茜，身上和头部各中一枪。经调查，行凶者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大队长、26岁的黄克功。案件的起因很简单，黄克功追求刘茜不成，一怒之下为情杀人。

　　对这样一位红军高级指挥员如何惩处，是对延安法制建设的一次考验。

　　案件发生后海内外都在看延安

　　黄克功案件发生之时，正是国共合作抗战之时，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华民国的特别行政区而存在，案件若不能依法处理，不但在边区难以服众，还会影响到其他革命根据地党的形象和政权建设。而在国民党统治区，这一案件被称为“延安桃色凶杀案”，《中央日报》将其大肆渲染，借机指称陕甘宁边区政府是“封建割据”，边区“无法无天”，人权遭到蹂躏，影响也是非常恶劣的。

　　黄克功是1930年参加红军的老党员，经历过长征，在娄山关战役中立下大功，案发时是红军师团级指挥员，层级颇高。对这样一位革命功臣如何惩处，意见并不统一。一部分人坚持杀人偿命，也有一部分人希望能赦免功臣，让他在抗日战场上戴罪立功。

　　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支持法院的死刑判决，并写了亲笔信：“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在电影《黄克功案件》中，毛泽东说出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可以对付外强，也可以处理自己，既然国民党想宣传这件事情，我们就奉陪到底。我们要让全天下人都知道，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依法审理犯了错误的党员的。”不知真实的历史中是否有这样一段话，但这毫无疑问代表了毛泽东当时的心境。

　　如果只从案情来看，黄克功案的案情并不复杂，以今天的法律规定来看，不过是一桩无可辩驳的故意杀人案，定罪量刑都不难。可是还原到当时特殊的历史情境之下，审理和判决过程中至少存在着三个争论的焦点：

　　焦点一：适用哪条法律

　　1935年制定的《中华民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项有“杀人者，处死刑”规定，但黄克功案件并不适用这项法律，因为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国民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边区政府与国民政府没有隶属关系，司法体系是独立的。

　　但在案发时，边区政府成立不久，各项法律法规尚在制定当中，还没有出台相应的刑法规定。而边区高等法院刚刚成立了两个月，也没有审理此类案件的先例。因此，有人就提出，此案可依据1934年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其中有“凡对苏维埃有功绩的人减轻处罚”的规定。

　　在这种情况下，审判长雷经天提出了一个基于法理的判决依据：无论是民国法律还是红军的纪律，应以命抵命，这是法理。如若赦免，官贵民贱，权大于法，延安就会有更多的人，以功臣自居，享有特权，胡作非为。

　　焦点二：为何不可戴罪立功

　　“戴罪立功”自古有之，放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放在黄克功这样一个有丰富战斗经验的八路军指挥员身上，是让黄克功为刘茜偿命，还是留下黄克功一条命、让他在战场上多杀鬼子，哪一种选择的价值更大呢？这是各方争论的焦点。电影《黄克功案件》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一位老汉说：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可我的儿子媳妇都让鬼子杀害了，谁给他们报仇？今天，我替这个后生死，让他上战场去杀鬼子，给我儿子媳妇报仇不行吗？

　　但另一方面，主张为刘茜伸张正义的人却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刘茜是为着追求一个公平正义社会的美好理想来到延安的，如果轻判黄克功，谁还会来延安，谁还参加革命？

　　对此，雷经天的观点是明确的：如果我们宽容了黄克功，共产党就不姓共，人民就与我们不共戴天，就会像骂国民党那样骂我们。革命不是一代人的事情，如果我们今天不判黄克功的死刑，就是判未来的死刑。

　　焦点三：为何不可特赦

　　战争状态下军事统帅有特别处置权，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最高军事首长的赦免权。在相当多的文学作品中，刀下留人都是最激动人心的戏剧性的场面。影片《黄克功案件》也设置了这样一个细节：审判长雷经天一方面安排好了行刑人员，另一方面又备了一匹快马，一旦毛泽东作出赦免的决定，黄克功可以立即重返前线。

　　而在赦免这件事上，当时还有个例证。就在黄克功案发生不久前的1936年，就有轰动国统区的国民党军官张钟麟杀妻案，后蒋介石将张钟麟特赦，送往淞沪会战战场。这个死里逃生的人就是后来的抗日名将张灵甫。

　　争议的结果是很清楚的，毛泽东在写给法庭的信中说：“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

　　□记者/高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