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纪念馆的展板上，一张大幅照片吸引了我们的注意，这就是摄于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与会者的合影。图片说明占了很大的版面，详细标注出照片中每一张面孔的主人的名字。范文澜、艾思奇、丁玲、何其芳、贺敬之、艾青、萧军、刘白羽、吕骥、水华、华君武……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著名学者、作家、诗人、作曲家、导演、画家，以一种极其朴实的样貌出现在我们面前。

　　名单中共有97个名字，还有9处空白。据展馆工作人员介绍，为了把照片上面孔完整的106个人的名字搞清楚，当年办展时下了不少功夫，可还是有几个名字不能最终确定。随着当年的亲历者渐渐逝去，恐怕这只能成为永远的空白了。

　　1942年的5月，因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被写进了历史。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当时各革命根据地特别是陕甘宁边区的文艺界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个是文艺工作者因创作思想的不同而相互不团结，弄宗派主义，另一个是艺术创作过于“高雅”，老百姓不爱看，也看不懂。而当时的抗战形势又急需一大批能够鼓舞根据地民众抗日热情、激发前方将士奋勇杀敌的优秀作品。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特别是毛泽东在座谈会上的讲话，解决了文艺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以及怎样为人民服务的问题，鲜明地提出了”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而利用”。毛泽东的讲话，既可以说是对文艺工作者的号召，也可以说是一条对文艺界提出的纪律要求。他在讲话中说：“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既然是军队，那当然就要令行禁止。怎样落实座谈会讲话的要求呢？我们从中国延安干部学院一项“口述历史·延安的红色岁月”项目中，找到了当年的延安文艺工作者及其子女的口述，原汁原味的讲述也许更有说服力：

　　阮艾芹（时为西北文工团演员）：文艺座谈会后就都下去了。我们去的是陇东，鲁艺去的是绥德。采风主要是音乐组的人，采回来很多，一大本歌，《绣荷包》《三十里铺》《绣金匾》《小裁缝》都是那时候采的，周总理都觉得挺好的。

　　王昆（时为鲁艺学员、西北战地服务团演员）：（那时候节目不受欢迎），老百姓形容我们，说音乐系是哭爹哭妈，戏剧系是疯疯傻傻，文学系是吹牛拍马，美术系是画他爸爸。所以座谈会上提出必须解决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

　　吴筑清（吴印咸之女，吴印咸时为延安电影团成员）：文艺座谈会给我父亲印象最深的是，他知道他干的事情是为了什么。以前他在上海拍片子，主要是为了挣钱，为了养家糊口。虽然他很喜欢这个事业，很喜欢艺术，但并不明确他所做的事情主要是为了什么。到了延安，听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明白了要）为人民，为劳苦大众，不光是为自己，而是为别人，为整个国家的事业，这个世界观，就是从那时候牢固树立起来的。

　　马海星（马可之女，马可时为鲁艺音乐系教员）：主席召开座谈会之后，还专门到鲁艺和所有学员、教员见面，提出了一个口号，你们要从“小鲁艺”走到“大鲁艺”去。这在当时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根本的扭转。我父亲后来回忆，好像突然知道现在该做什么了，要去寻找真正艺术创作的源泉，而且是唯一的源泉。

　　□记者/高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