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崇陆王心学而阐发儒学的现代价值，是现代新儒学激活传统资源以接通现代思想的主要形式。而阐扬陆王心学常常伴随着对程朱理学作出论衡和判断，这要求我们回答为何同样是传统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的现代价值却有如此大之差异。牟宗三从形而上学角度入手，将朱熹判定为“别子为宗”，认为他的哲学虽成为有宋一代之后中国传统政治治理的官方指导理论，但是其理论逻辑已经背离孔孟开创的儒学规模。此论一出，即在学界造成了较大影响，赞同者认为他别开宋明理学研究之生面，批判者认为其过度阐释而扭曲了思想史之真实状况。

　　牟宗三从中国哲学的本体论问题入手，考察宋明理学思想体系的本质。他认为，按照对本体的两种不同理解方式，可以对中国哲学史上被世人熟悉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进行重新划分。一种是将本体理解为既存有又活动，另一种是将本体理解为只存有不活动，朱熹对本体的理解就是“只存有不活动”。其思想的义理是“横摄系统”，是理性架构作用的凸显，而不是理性价值作用的凸显，这导致其德性修养需要先经过格物致知而来。因此，在尊德性和道问学何者优先的朱陆之辩中，朱熹的哲学体系从洞见本体，再到修养工夫之路的选择上，不如陆九渊直接，而是要经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积累过程。在此问题上，王阳明则讲得更为彻底：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物。陆九渊讲“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这是从宇宙论角度说，作为认识论起点的心是宇宙论探究的万有之最高存在，物则是万有的最低存在。从认识论角度说，作为宇宙万有最高存在的心包含着宇宙万有的全幅度的存在，即从最低的物质形态的存在（物），到最高的精神状态的存在（心）。如此，在陆九渊的本体论致思中，宇宙论和认识论是相通的。而王阳明则将此种逻辑偏向主体角度，将孟子所讲的“万物皆备于我”推论到极致，万物之存在皆可于人之存在上获得体认，甚至万物之存在皆是“我心”之存在。由此心学本体论判定，朱熹讲的本体，理和气的结合，只能诠释出一个包含“一块血肉”的心、认识的心，可就是无法证成宇宙本质上是心物一体的。在牟宗三看来，朱熹的本体论致思偏出了孔孟开出的义理规模，也与陆九渊、刘宗周等异趣。

　　如果我们仅停留在此种精巧曲折的哲学论证，就惊叹于牟宗三的朱子学研究别开生面，这仍属表面之见。牟宗三判定朱熹“别子为宗”不可视作是故作惊人语的翻案之作。假定牟宗三对朱熹思想系统的分析及定位能够取得普遍的说服力，让我们都一致相信朱熹的思想确是歧出走上了偏路，那么这就意味着，中国哲学从南宋就偏离了儒家的正轨，以此为指导理论的政治运行自然也不会走上正确轨道。就此而言，在20世纪中国现代思想界掀起的全面反传统的儒家文化批判，其所有责任就应该由朱熹来背负，而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主流并没有错，程颢、陆九渊、王阳明、胡宏、刘宗周等道学家的义理规模也没有错。因此，所有对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儒学的批评就转化成了对朱熹的批判。如果从牟宗三创立的别子为宗的立场来看，所有对朱熹的批判就不能构成对正统儒学的批判，全面批判朱熹就不会从根本上动摇儒学的基本义理。但是牟宗三的此种处理会带来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如果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家义理系统是错的，而这种歧出的理论又如何能上升为南宋以至清末的官方哲学和指导理论？这会导致思想史的逻辑真实无法对应于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真实，即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确是当时维系社会运行发展的指导理论。

　　因此，牟宗三在论衡中国哲学史的同时，提出了“良知坎陷”理论。这是要从道德形上学的角度为中国文化开出民主和科学提供合法性论证。牟宗三认为，以朱熹为代表的横摄系统的缺点在于对本体理解不充分，陷于有执的存有层面而未能达到无执的存有层面。但是从西方哲学发展角度来看，朱熹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主流特别接近，强调对世界的认识要从对物的认识开始，然后进入对人性的认识，进而达到对道德政治秩序的认识。从中国哲学逻辑看，就是牟宗三推出的传统心学致思不要直接到洞见良知本性上，虽然知道良知，但认识人性是德性修养更为彻底的工夫起点，由此应先把良知的对象作用到对物之理的认知上。这样就可以成就科学精神，格物致知之后，并不是以朱熹哲学的方式反观本性，而是用陆王心学的方式认识心性，则又能成就中国哲学对世界本质的最准确体认。牟宗三认为，就个人之生长言，假定先把握横摄系统，则此只为初阶，而非究竟，必上升而融入纵贯系统中，始可得其归宿而至于圆满。在牟宗三看来，良知经过此种曲折方式实现自己，既能成就西方哲学造就的科学精神，又能避免陷入个人主义的误区，而造就一种以儒学道德形而上学为基础的文化精神。此种新文化精神既包含了科学精神，也包含了民主精神，而又克服了西方文化中个人主义的误区，创造性地转化和发展出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性。

　　通过对“别子为宗”和“良知坎陷”理论发展脉络的完整梳理，我们才能认识到在判定朱熹别子为宗时而造成的理论伤害。在“良知坎陷”中，实际是强调了朱子哲学致思理路在对接西方哲学观念上的恰切性。因此，看似被贬抑的朱子学又最具现代转化的可能性，而牟宗三推崇的陆王心学路向在“良知坎陷”的理论安排之下，仍然具有比朱子哲学更高的价值。如此，牟宗三再一次完成了他的文化判教理论，即在世界哲学中为中国哲学争正统，在中国哲学中为儒家哲学争正统，在儒家哲学中为心学争正统，在心学中为陆王（包括刘宗周）心学争正统，再更进一步就是为熊牟（熊十力、牟宗三）心学争正统。

　　通过对牟宗三判定朱熹别子为宗和其良知坎陷说的系统分析，我们能清楚地把握牟宗三朱子学研究的理论宗旨，及其对朱子学现代价值的准确评判。但此种哲学思辨进路的朱子学判析容易导致对程朱理学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的贬抑，造成现代性诠释与思想真实性之间存在巨大张力，形成新儒家对儒学（主要是陆王至刘宗周心学）的肯定是以否定程朱理学为代价的结论。

　　（本文系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现代朱子学的知识学积累、批判性反思与创造性建构研究”（18ZXE717）、2019年黑龙江省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黑龙江大学专项资金项目“熊十力晚期知识论研究”（RWSKCX201928） 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