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夏斌

　　王水照常用“三角地”来概述自己的一路跋涉。

　　“三角地”暗合他一生问学的三个地方：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复旦大学中文系。外在环境虽然有所变化，但不变的是学习文学史、编写文学史和讲授、研究文学史。

　　学界同仁却更愿意用“三个一”来褒奖王水照的贡献。

　　所谓“一代之学”，是指他在宋代文学研究中取得的开拓性、典范性成就；“一个方面之学”，是指他在中国文章学方面所做的筚路蓝缕、奠基性工作；“一以贯之之学”，则是对其从未消退的学术热情、从未钝去的学术敏感最好的描述。

　　中文系学生要有“童子功”

　　解放周末：您出生于浙东古邑，跟王阳明、黄宗羲是同乡。他们对您产生过什么影响？

　　王水照：13岁那年，我从余姚西部一个偏僻小镇去县立中学求学时，看到县城外竖有一方石碑，上镌“文献名邦”四个颜体大字，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后来我才知道，严子陵、王阳明、朱舜水和黄宗羲是自己的四大乡贤。

　　这四位乡贤与宋代学术、文化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关联。比如，王阳明继踪宋儒陆九渊，创立陆王心学；朱舜水东渡扶桑传播朱子学；黄宗羲是《宋元学案》的编撰者；至于严子陵，宋代名臣范仲淹有《严先生祠堂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一句我在少年时就能背诵。

　　可以说，自那时起，我就培养了对古代文学的浓厚兴趣。

　　解放周末：从余姚走出来，您就去北大读书了？

　　王水照：1955年夏天，我负笈北上，就读于北大中文系。那时，经过院系调整后的中文系，各校名师宿儒云集，称得上系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

　　我和同窗受到“向科学进军”口号的感召与鼓舞，一头埋入书林学海；课堂上听的是游国恩、林庚、吴组缃、季镇淮、王瑶、吴小如等先生的文学史系统讲授，王力、魏建功、周祖谟等先生的语言学课程，还有丰富多彩的校外专题选修课；北大图书馆的骄人典藏和全国一流的教学条件，让我们拥有了千载难逢的学习良机。

　　在此期间，我参与了红皮本《中国文学史》的写作。由于被安排在宋元组，所以我开始大量阅读宋代文学文献，从而奠定了后来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解放周末：北大55级出了很多学术、文化名人，如谢冕、杨天石等。

　　王水照：北大55级是第一届由四年制改为五年制的班级。在中文系，第一学期讲授“人民口头创作”，后面四年半的时间主要是讲授文学史，从古代文学一直到王瑶先生的现代文学史，每周6小时，一、三、五都要上课。这么重的课程量放在文学史上，说明文学史是当时中文系学生最基础的核心课程。

　　光从知识层面讲，这是最重要的知识积累，能让人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获得系统认识，了解中国各种文体的基本特征，特别是对艺术鉴赏能力和写作能力的培养。这些是其他课程所无法代替的，是中文系学生最基本的“童子功”。

　　两年写不出好文章要“走路”

　　解放周末：您毕业后在社科院文学所一待就是18年，这段时光里有哪些令人难忘的回忆？

　　王水照：我离开文学所40多年了，还是很怀念那段时光。我一进入文学所，就投入新的《中国文学史》编写之中，还出版了独立署名的第一本小书《宋代散文选注》。这给了我很大鼓舞，也开拓了另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即古代散文研究。

　　更重要的是，我在文学所遇到了两位迄今依然影响我的老师：一位是当时文学所所长何其芳先生，一位是我的工作指导老师钱锺书先生。

　　何其芳先生强调文学研究工作中理论、历史、现状的结合，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古代文学研究虽然属于历史科学，但也要求学习理论、注意现状，包括古代文学研究的现状。

　　钱锺书先生则以他的博学与睿智，使我第一次领略到学术海洋的深广、丰富和复杂，向我展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全身心的研治、体悟和超越，可以达到怎样一种寻绎不尽的精妙境界。

　　解放周末：在您看来，何其芳先生是个怎样的人？

　　王水照：何其芳先生很有个性，有意见就非常直率地说出来，而且有时非常尖锐。

　　我在文学所的18年，可以说都属于“何其芳时代”。他曾经立过“所规”：大学生进了文学所，两年写不出好文章是要“走路”的。我那届从北大到文学所大概有10个人，最后剩下两个半。留下来的当然高兴，走的当然不高兴，但基本上没人对何其芳本人有意见，因为他是出于公心，没有私心。

　　何其芳先生还强调，社科院文学所搞研究跟大学里面是有区别的。大学有繁重的教学任务，一些关键性“大学问”没法搞，成立文学所就是要搞突破性的大项目。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

　　解放周末：在社科院文学所，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王水照：在文学所最初工作的三四年间，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受到学术规范、学术道德、学术伦理等方面颇为严格的训练与具体的教育。在此基础上，我初步具有了在宋代文学研究领域里独立工作的能力。

　　解放周末：您离开后和社科院文学所的联系还多吗？

　　王水照：由于《文学评论》《文学遗产》这些重要刊物的缘故，我和文学所的联系一直没有断过。

　　《文学遗产》是我们古代文学界最高级别的刊物，我是它的作者，也曾经是编委，现在是顾问了。提起这个刊物，我很怀念早期的几位编辑人员，特别是陈翔鹤先生。

　　翔老是一个非常好的主编，他原是四川文联副主席，后来调入社科院文学所。他对后辈非常关心、照顾，我的第一篇学术文章就发表在《文学遗产》。记得他跟我说：“你的文章是我照顾你，给你发的，水平还不够，以后要努力。”他就是这样真诚的人，希望年轻人能够学有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