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今时代是“一个以技术起决定作用的方式重新确定的时代”，人类与技术的关系“就像蜗牛与蜗牛壳、蜘蛛和蜘蛛网的关系一样”，技术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座架”。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潜藏着对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极大威胁，是现代风险社会的重要根源。政治哲学为防范化解技术风险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智慧。

　　当前，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向纵深发展，现代高新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使人类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现代技术正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基础。近半个世纪以来，许多新出现的技术风险，如转基因技术、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核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等带来的伦理危机、生态破坏等，特别是一些类似“黑天鹅”“灰犀牛”的重大技术风险事件的发生，使人类正“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然而，人们对技术风险的普遍性、紧迫性、严峻性尚缺乏系统的哲学反思，由此引发的生存危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的理论阐释和制度性的祛除。因此，现代技术风险及其防范化解问题不仅是“技术社会”和“风险社会”面临的一个现实挑战，更应该成为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技术风险：一个时代难题

　　现代技术创造出一部新的神话，它有着无与伦比的魔幻力量，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高科技在给人类创造出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将人类带入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人类虽然登上了科技的顶峰，却沉陷于伦理的泥潭；虽然步入了物质的天堂，却跌进了精神的深渊；虽然征服了自然，却导致了环境的破坏。正如19世纪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里所表达的，“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踏上天堂之路，人们正走向地狱之门”。

　　进入21世纪后，现代生物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经济效益和福祉的同时，也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疯牛病、口蹄疫、甲肝、疟疾等能够造成区域性生物危机的疾病传播频现，农业生产受到影响，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公众健康，影响了社会安定。在此情形下，我们既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又要时刻关注高科技潜在的风险，把可能产生的风险降到最低限度，并公平分配技术风险带来的利益和害处，这是技术时代最大的困境之一。

　　国外技术风险问题的五种研究理路

　　早在18世纪，卢梭就从人性论的角度反思了科学和艺术对人性的戕害。19世纪，伟大思想家马克思也从人的解放角度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技术异化现象。事实上，“只是到了20世纪，技术才真正成为哲学关注的对象”。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工业文明造成的生态危机日益凸显，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为代表的一系列技术灾难迫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技术风险。1981年，世界上第一次以“新技术风险”为主题的会议在加拿大的滑铁卢大学召开。随着会议论文集的公开出版，技术风险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技术风险的社会学研究。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克和剑桥大学教授吉登斯为代表。贝克的《风险社会——迈向新的现代性》和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后果》是社会学视角研究技术风险的代表作。他们都把风险社会作为现代性的特征，呼吁从社会学视角研究和规避技术风险。

　　技术风险的文化学反思。以玛丽·道格拉斯和斯科特·拉什为主要代表。道格拉斯先后发表《纯净与危险》《风险与文化》《风险的接受：社会科学的视角》《风险与怪责：文化理论研究》等一系列著作，奠定了风险研究文化学的理论基础。拉什在《自反性现代性》《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等著作中强调风险的文化根源。

　　技术风险的心理学探究。该理路侧重于从风险的主观特征、风险认知结构、风险策略以及风险主体的感受研究技术风险。以查恩斯·史塔、保罗·斯洛维奇等学者为代表。在《社会利益与技术风险》《风险感知》中，他们认为风险都是主观建构的，应着重研究人们的风险感知和行为倾向。

　　技术风险的社会批判理论。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立足于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全面、深刻地分析了科学技术在20世纪前半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扮演的各种社会角色，得出了“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加=扩大的奴役”和“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论断，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技术批判理论体系。

　　技术风险的生态学批判。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的传统技术批判理论开启了生态学转向。康芒纳批判了当代技术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反生态主义性质，并得到阿格尔、福斯特等众多生态主义技术批判家们的支持。

　　技术风险问题的中国考量

　　我国学者是从2003年春季突如其来的SARS之后才真正关注这一问题的，此后基于风险社会理论对技术风险问题的研究才开始出现。

　　对于技术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一些学者认为必须从伦理因素进行考量，“我们能够接受何种风险？”“可接受的风险水平怎样决定？”“用什么标准？”“谁来确定这个标准？”这些问题都是技术实践中必须解答的伦理难题。借助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者给出了解决难题的思路和方法，即构建一种伦理“软着陆”机制。这个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社会公众对新技术涉及的伦理价值问题进行广泛、深入、具体的讨论，使支持方、反对方和持审慎态度者的立场及其前提充分地展现在公众面前，然后，通过层层深入的讨论和磋商，对新技术在伦理上可接受的条件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其二，科技工作者和管理决策者尽可能客观、公正、负责任地向公众揭示新技术的潜在风险，并且自觉地用伦理价值规范及伦理精神制约其研究活动。

　　有学者提出，科学技术力量的强大和高速度发展以及后果的不确定性，使人类置身于巨大的风险之中。力量、不确定性和风险是人们需要责任伦理的根本原因。什么是受益、什么是危险，如何使二者得到妥善处理的标准，都依赖于我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期望，也依赖于我们的实践智慧。尤其是，我们在这里处理的是各种可能性，要对可能的风险负起责任，就不仅要有对后果的清醒认识、对手段的恰当选择，还需要对目的和意义本身进行思考。这种思考中渗透了对好的技术、好的社会的理解。

　　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人们耳闻目睹了科学技术被广泛用于毁灭人类的一系列事件。许多人开始思考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认为其根源就在于无处不在的技术理性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统治理性甚至霸权理性。胡塞尔、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哈贝马斯、费恩博格等人都对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的体制化、专制化及其在精神领域导致的人的“异化”给予了无情的批判。一些学者认为，尽管技术理性批判有其合理之处，但是存在两大误区，一是把技术理性等同于工具理性，二是试图完全抛弃技术理性。技术理性是动态的、发展的，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一方面，片面化的技术理性导致对科学技术的不合理应用，带来诸如能源危机、资源危机、环境污染和核威胁等全球问题。另一方面，一些人从对科学技术的信赖、崇拜转为对科学技术的怀疑、否定，甚至对技术怀有恐惧感，这就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因此，必须超越西方的技术理性批判传统，以现实的反思代替盲目的批判，以建构的姿态代替对峙的锋芒。

　　技术风险问题的政治哲学分析

　　上述国内外有关技术风险问题的研究成果无疑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和现实意义。从政治哲学的视角透视技术风险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和理解技术风险的本质。只有加强防范技术风险的制度设计，构建化解技术风险的分配正义原则，才能破解技术风险治理难题。

　　首先，要以政治哲学分析技术风险问题。从根本上说，技术风险不是技术本身的问题，而是人和制度的问题，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只有从政治哲学视角去透视技术风险问题，才能揭示出技术风险背后的利益冲突，以及蕴含其中的权力与权利、权利与责任、安全与伤害、公平与不平等的辩证关系，才能为防范化解技术风险提供科学的学理依据。

　　其次，加强防范技术风险的制度设计。政治哲学是关于人应当怎样生活的智慧，其核心是制度正义，正义的制度才能保证人们过上美好幸福生活。在当今高新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人的技术化生存导致了风险社会的产生。防范化解技术风险需要有比较完善的民主决策制度来给予保障，通过制度设计，使技术风险的利害相关者，即不同利害主体出场，机会均等地参与技术发展与风险防范问题的对话、协商，科学、合理地处理他们之间的利害关系，厘清各自的权利和责任边界，形成有效的风险防范和责任承担机制。

　　再次，提升政府的技术风险治理能力。技术风险治理包括防范和化解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要制定技术安全法律法规，引导高新技术的良性发展，确保技术的可控制性，防止技术的误用和滥用。另一方面，政府要出台应急管理办法，确保技术风险的可接受性，一旦出现技术风险和危害，政府可以动用社会资源进行救治和补偿。在此过程中，政府风险治理能力的提升就显得尤为重要。

　　最后，构建技术风险分配的正义原则。在工业社会中，社会正义的核心是如何分配财富，而在风险社会中，社会正义的核心却转向风险的分配，技术风险已成为社会正义分配的重要对象。技术风险分配的正义原则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价值统领，包括权利优先、机会平等、差别对待、免受伤害、矫正补偿和可持续发展六大原则。在当前社会分配制度改革过程中，要将风险分配正义纳入社会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并确立风险分配正义中的政府职责。

　　（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技术风险分配的社会正义研究”（2019-BZX-013）、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项目“技术发展与社会公正研究”（2014-CXTD-09）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洛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