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马识途的抗战记忆

　　马识途，解放前为中共地下党川康特委副书记，解放后历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自1935年至今，笔耕不辍，共计发表文学作品480多万字，其中包括电影《让子弹飞》的原著《盗官记》（选自《夜谭十记》）。曾长期担任四川省文联主席、作协主席，与巴金、沙汀、艾芜、张秀熟等并称为文坛“蜀中五老”。

　　100岁的作家马识途和他104岁的三哥马士弘同时出版长篇回忆录《百岁拾忆》和《百岁追忆》。

　　两部回忆录，真实、完整地展现了两位老人的百年人生路。其中，他们所亲历的抗战烽烟，让今天的人们跨过岁月的阻隔，真切地感受到历史的惊心动魄、感受到民族精神的刚毅不屈。

　　成都市锦江区，马士弘由保姆用轮椅推着，从和平街出发，慢慢“走”过三条街，到了弟弟马识途在指挥街的住所。

　　上午过来，和弟弟聊天、吃饭，下午再慢慢“走”回去，这是104岁的马士弘和100岁的马识途的日常。

　　2000多米的路，很近，就像在抗战之路上，兄弟俩虽处不同战线，却从未远离。

　　和钢笔一起滚落的，还有“工业救国”的理想

　　100年前的重庆石宝寨平沙坝，三面环山，山脚下有个马家大院，住着几十户马姓人家。

　　1915年1月，马识途在这里出生，父亲马玉之先后出任三任县长，两任在洪雅县，一任在大邑县，任上最突出的作为是剿匪和禁烟，深受百姓爱戴。

　　遵照父亲“本家子弟十六岁必须出峡”的教诲，1931年，马识途考入北平大学附属高中。“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时，他陪着学校十几位东北籍同学，在操场上抱头痛哭。在随后举行的抗日集会中，马识途亲眼看到，一位女大学生被警察一警棍打翻在地，又被警察拽着脚在地上倒拖着走。

　　“头上还流着血。”80多年过去了，这个场景依然印在马识途的脑子里。

　　1933年初夏的北平郊区，成了日军的演习场所。“贴着‘红膏药’的飞机在学校上空飞来飞去，老师讲课的声音被淹没在飞机的轰鸣中。”

　　马识途决定去上海，他想继续读书，走“工业救国”的路。

　　火车从北京东站开出，马识途和逃难的人群一起挤坐在车顶上。车厢摇晃，插在长衫襟口上的派克钢笔被膝盖顶出来，滚落开去。马识途俯身去抓，旁边的人一把拉住他，喝道：“不要命啦？”

　　和钢笔一起滚落的，还有马识途“工业救国”的理想。事实上，那时的中国几乎已经没有一处可以安心读书的地方了。北平没有，上海也没有。

　　1936年，因为参加学生抗日运动，马识途第一次坐牢。狱中“老大”逼他睡在马桶边，晚上有人起夜，尿水溅他一脸。

　　接到信的三哥马士弘来救他，穿着笔挺的绿色军官制服，腰间佩戴着“中正剑”。

　　1934年，在北京中国大学经济系上学的马士弘，愤慨于日军侵华的暴行，投笔从戎，成了黄埔军校第11期的学员。毕业后，马士弘所在的政治大队加入了由蒋介石直接领导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视察团，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他们下到各省去视察新生活执行情况，实际上是去查看各地对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态度，当地政府皆视之为“钦差大臣”，迎来送往。正是仗着“钦差”的身份，又有在当地工作的军校同学的相助，马士弘才把马识途从监狱中救了出来。

　　马士弘送马识途去报考南京的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而自己，则转身归队。

　　两兄弟，分手在岔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