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洪敏 

　　一、国家—政府治理现代化推动了治权与事权框架的优化 

    1.国家—政府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种关系 

    第一，国家—政府治理框架的关键是中央和地方事权关系逐步理顺。当前，我们要大力推进作为地方事权的区域性公共服务治理行动。 

    第二，国家—政府治理框架的核心是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协同发展。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它的治理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构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政府框架。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政府框架的启动，其价值核心是公平正义。 

    第三，国家—政府治理框架的重点是统治、管理、治理与监督关系的不断协调。国家治理现代化既涵盖科学治理、民主治理、制度治理，也容纳法治、德治、共治、自治等内容。从管理到治理的发展具有实质性意义，体现了现代国家治理的根本标志，反映了现代公共生活的合法基础。 

    2.国家—政府治理现状需要面对三种挑战 

    第一，国家—政府治理投入失衡。这里的国家机关治理资源投入应该包括国家在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方面的投入，而不是仅仅局限于行政机关的治理投入。目前中国的国家治理投入普遍存在开支过大和投入资源不均衡的问题，并且这个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第二，国家—政府治理中的产出失重。在中国国家治理的投入过程中，由于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不断提升，专项转移支付尽可能整合减并，其比重下调必须防止公权体系运作的扭曲，防止治理局面发生紊乱。改进国家机关治理资源产出结构的核心，在于如何设计一组规范来保证代理人能够基于委托人的利益行事。 

    第三，国家—政府治理中的效能失却。目前的国家治理效能评估主要有事后评估或阶段性评估。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就中国治理现代化展开评估，应着重对治理效能展开评估。对治理效能的评估不仅要体现在治理过程中，还要体现在治理结果上；不仅需要关注治理的成本，还需要关注治理的品质；不仅要评价治理结果，更要评价结果的优劣。 

    3.国家—政府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个前提 

    第一个前提是避免国家治理制度创新发生偏误。避免国家—政府治理制度创新发生偏误，就要坚持制度化推进，通过制度完善破解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不确定性难题，这是一个通过政策不断改进的过程。 

    第二个前提是防止国家机关治理水平提升滞后。提高国家机关的治理水平，是基于对现有治理体制机制的深刻了解与把握、对治理创新的渐进性和传承性深刻认识的结果。选择治理路径必须对不同的时空界限进行科学评估，明确其适用范围与条件，避免事倍功半和得不偿失。 

    第三个前提是防止国家治理责任发生逆转。责任层面的问题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性问题，直接关系着国家能否实现科学、民主、依法、有效的治理。要构建完善的责任体系要不断完善国家机关治理的责任体系、企业组织治理的责任体系和社会群体治理责任体系。 

　　二、国家—企业治理现代化促进了政府与市场框架的演化 

　　1.国家—企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种力量 

    第一，国家—企业治理的重点是政府与市场的互动。21世纪以来，在市场力量带来的全球化及反全球化运动中，各种新的社会运动和新的社会组织也在改变着人们对有关国家治理理论的认同。面对此情此景，国家治理需要调整思路，调整角度，调整治理行动的启动机制，调整治理实践的展开路径，调整治理结果的价值考量。 

    第二，国家—企业治理核心是公共治理、市场治理、社会治理的统筹。要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自治能力，必须尽快实施政社分开和政企分开，进行社会组织的“去行政化”改革，推进社会组织依法自治，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健全以群众自治组织为主体的新型城乡社区管理服务体系，发挥城乡社区在发展民主自治方面的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第三，国家—企业治理软实力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弘扬。在当代国家治理面对持续性转型危机挑战时，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与治理能力提升，更需要软实力和市场竞争力的强化和调适才能实现，更需要不断推进软实力和市场竞争力增长并取得实质性进展。 

    2.国家—企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大风险 

    第一，国家—企业治理中的负荷加重风险。企业治理投入的规模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市场空间和消费规模。从国家治理角度来看，企业治理投入所导致的组织复杂性和沉重负荷是难以避免的风险，而且，随着现代经济活动的高度相互依赖、现代市场的多元发展，特别是公众在社会生活、政治诉求上的日益多元化，企业治理投入面临的挑战也大幅度上升。 

    第二，国家—企业治理中的产能淘汰风险。现在，中国大力淘汰落后产能，大力发展新兴战略产业，大力发展绿色低炭经济，目的就是要在经济全球化中争取更多的话语权。但是，由于核心技术的缺乏、特别是自主可控计算机技术体系的缺乏，我们在高端技术领域还缺少自己的话语权，很难成为产业强国。 

    第三，国家—企业治理中的效能异化风险。决定企业治理发达或不发达的原因是效能。提高企业治理效能的挑战是管理技术的挑战。现代企业治理效能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系统，需要以现代管理知识和技术为依托，需要具有相当数量的单元构成的行动智能性和自适应性主体，需要有许多子系统相互作用、依赖、学习和共同进化，需要根据自身所处的环境通过规则进行智能判断或决策。 

    3.国家—企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个基石 

    第一，国家—企业治理规范是其走势不发生背离的基本保障。国家治理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建立一组激励相容的合约，在公民共同体作为委托人与政治家和公务员作为代理人之间塑造符合激励相容原则的共享型国家治理规范。要通过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利益补偿机制等方式，尽可能提升国家治理规范化程度。 

    第二，国家—企业治理机制整合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撑。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形成基本经济制度体系、市场体系、调控体系相统一的经济治理结构，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不仅是对公共管理部门的根本要求，也是企业治理过程中需要强化的社会责任。 

    第三，国家—企业治理责任追究是社会建设不发生失范的先决条件。加强国家治理追责制的建设，不仅是实现治理责任目标的需要，而且是确保治理责任质量的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分权治理的责任结构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强大支持，它一方面有利于确保治理责任各归其所、各守其序、各司其职，另一方面有利于促进责任主体之间相互合作、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由此形成现代化的国家治理责任体系。 

　　三、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引领制度与公平框架的固化 

    1.国家—社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种视角 

    第一，国家—社会治理框架的核心是一个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中“齐家—治国”的治理框架本质上解决的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齐家”所要解决的问题显然是社会治理，也同经济治理有关系。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直接影响国家治理结构中的核心价值体系、行政执行系统、社会保证体系的互动机制。 

    第二，国家—社会治理框架的要害是两种抉择。从社会转型角度来看，国家治理困境的最大问题在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能否带来公平的社会环境。社会公平问题必然造成国家治理的缺陷，甚至是可治理性的缺失。国家治理缺陷与可治理性缺失的后果不仅是一个国家治理体系的破裂、国家治理能力问题的破碎，更是一个国家治理合法性的消解或者缺失。 

    第三，国家—社会治理框架的特色是三个自信。通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我们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道路、理论、制度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最鲜明特色。 

    2.国家—社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项运作 

    第一，国家—社会治理进程取决于社会资源的投入。随着资源向国家中心的聚集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国家治理向基层社会不断延伸、扩展，使得社会主体承担了越来越多的治理责任，在社会治理规模所面临的负荷和挑战是“技术治理手段”无法解决的情况下，调整社会组织治理资源投入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社会治理规模及其成本代价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过程和重要制约，中国社会治理良性发展的关键在于能否找到有助于减轻治理成本、弱化投入负荷的制度安排。 

    第二，国家—社会治理规模取决于社会资源的产出。社会治理及其创新资源的产出就是各种能够合理配置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不断形成和完善。社会治理及其创新资源产出的目标就是要通过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三，国家—社会治理结果取决于社会资源的效能。与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相比，效能行为是更难以结构化的变量，但对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实现治理效能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激发各种组织的活力，形成低成本、少代价、多成果、高质量的治理局面。 

    3.国家—社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个前瞻 

    第一，国家—社会治理程序健全是走向现代化的导向。实现政府各项事务治理程序化的一个核心议题是，重构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社会在资源配置中的协同性作用，发挥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调控性作用，逐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要规范政府、市场、社会的作用，需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一是政府要向市场放权；二是政府要向社会放权。 

    第二，国家—社会治理能力提升是走向现代化的动力。治理议程的长期性意味着，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依法管理经济社会文化事务的能力和依法管理自身事务的能力需要长期的努力。 

    第三，国家—社会治理奖惩严明是走向现代化的保障。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和现实决定了执政党是总揽全局、协调统筹、科学领导的核心，因此，国家治理责任体系的建构必然有执政党的追责制。国家治理责任追究的国法处罚是指依法处罚，是国家法律法规对于失责行为和失责人的处罚，也是国家治理主体运用公共权威实现公共责任的治理过程，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责任体系的实践活动。从改革和完善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目标上看，国家治理责任体系更具有基础性、支撑性和保障性。 

    （作者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学习与探索》2015年3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闫琪/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