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对外经贸争端中，美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历时百年之久，跨越新中国建立前后和改革开放前后。而且，美国挑起对华贸易争端浪潮，通常都与当时美国的经济和外交战略变动紧密相关。

　　一、《购银法案》两败俱伤

　　中国近现代史上遭遇的历次经贸争端，论对中国经济社会最为创巨痛深者，莫过于美国政府1934年制订实施的《购银法案》。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硕果仅存的银本位大国，这部要求美国政府持续高价收购白银的法案引发了中国白银流失狂潮和全面通货紧缩，结束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的所谓“黄金十年”，终结了中国自明代以来沿用近四百年的银本位制度，摧毁了当时中国的财政金融体系，为20世纪40年代中国市场天文数字的通货膨胀做了铺垫。与此同时，该法案也没能起到其倡导者所声称的“保护美国白银生产部门”的作用；大规模向美国武装走私白银，攫取美国持续高价收购白银暴利的日本军阀，成为最大受益者。

　　从当时美国整个经济外交战略来看，《购银法案》是美国国会1930年5月通过《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以来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发展。《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一举提高了890种商品的进口税率，引爆以加征关税为主要内容的世界性贸易战，45个国家为此提高关税以报复美国。但由于白银持续流入中国这个唯一银本位大国，当时中国东南沿海部分口岸城市得以在世界性通货紧缩浪潮中享受着通货膨胀驱动下的增长。而《购银法案》却敲响了这一“繁荣”的丧钟，把中国东南沿海口岸城市彻底拖入1929年以来席卷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的深渊。

　　二、1979—1983年纺织品争端：当代中国对外贸易战的起点

　　新中国成立后，在前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基本上没有旨在争夺中国内部市场的贸易战，因为进口是按照计划执行的；而现实中，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普遍遭受控制主流国际市场的西方国家种种贸易禁运、制裁措施，其出口贸易并不发达，基本上也很少遭遇旨在争夺国际市场的贸易战。日益常见的贸易战是改革开放后发生的，而揭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战大幕的也正是美国。

　　1979年7月，中美两国签署中美贸易关系协定，建立正常经贸关系；当年，美国便单方面宣布对中国7大类出口纺织品实行限额。1983年，中美两国就走到了贸易战的地步：由于美方在纺织品贸易协定谈判中要求降低中国大陆的配额年增长率，中方理所当然不愿单方面让步，美国在谈判破裂后单方面宣布对中国纺织品实施新配额，中国则宣布减少或终止购买美国棉花、化纤和大豆。尽管双方最终于1983年9月达成了第二个纺织品贸易协定，但中美贸易摩擦的帷幕也就此全面拉开了。

　　在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上，邓小平同志在开幕词中铿锵有力地说：“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由于彼时正值美国挑起的纺织品贸易争端一步步迈向贸易战升级期间，鉴于对美贸易在当时中国外贸中的分量，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毫无疑问也包括美国主动寻衅挑起贸易战损害中国对外经贸利益。当时，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了大体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整体经济实力与美国差距悬殊。以美元现价计算的名义GDP，在1980—1983年间，美国依次相当于中国的9.4倍、11.0倍、11.7倍和11.8倍。中国政府在这场贸易战中采取果断措施，最终赢得了比较合理的新纺织品贸易协定，为此后中国纺织业发展，为中国外贸发展，创造了较好环境，更为今日应对美方强加的规模空前贸易战树立了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