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美两国安全关系在两国总体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研究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关系，对于维护两国安全关系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核威慑实力弱于美国，中美之间呈现出不同于传统战略稳定关系的不对称核稳定态势。中国对美国存在一定的核威慑能力，但有效性仍有差距和不足。这一差距容易使美国产生压制和削弱中国核报复能力的机会主义思想。实施限制损伤战略、发展导弹防御能力、进行战略反潜是美国对中国实施战略机会主义的主要行动。美国谋求削弱中国核报复能力、打破中美不对称核稳定的企图，与中国努力维持核威慑能力、维持中美不对称核稳定的行为形成了两股力量相持的态势。中国应重点提升核武器的质量，提高威慑信号的传递效能，以可信可靠的核威慑和核反击能力打消美国战略机会主义心态，维持两国间的战略稳定，特别是危机稳定性，筑牢遏制战争爆发的基础。

　　关键词：核武器；战略稳定；不对称稳定；核报复能力；战略机会主义

　　作者简介：胡高辰，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北京 邮编：100084）。

 

　　一 引言

　　美国的安全政策在特朗普执政后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冷战思维、单边主义更为突出。特朗普政府对多边和双边军控机制不再抱有兴趣，也不愿意受到新的制度约束，转而意图依仗美国的军事科技实力优势追求更多权力和利益。在战略武器领域，美国把核武器作为追求权力的工具，谋求扩大核武器使用范围，不断做出破坏现存军控条约和规制的行为。美国的一系列举动给大国关系、国际和地区安全稳定带来了消极影响。

　　2017年，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 战略竞争成为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基调。战略稳定性（Strategy Stability）是研究两个拥有核武器国家之间安全关系的重要概念。冷战期间，美苏两国凭借各自数以万计的核武器形成了战略稳定关系。而中国的战略威慑能力较之苏联或俄罗斯存在较大差距，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关系如何审视？美国面对弱于俄罗斯战略实力的中国会如何作为？中国在核战略领域应当如何应对？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主要围绕中美战略稳定性和中美两国安全关系展开。近十年来，学界对这两个主题有着一定的研究。有学者指出，中美不能效仿美苏冷战那种核均势的对抗态势，而是要探索新型核关系，重新评估核力量在两国关系中的作用。 有的研究成果提出，在核领域，美国处于强势地位，中国则相对弱势，中美两国的核力量是不对称的，但是两国存在共同利益，中美要建立互信和对话。 有的学者分析了中美构建新型战略稳定关系的框架，把中美军事与安全关系稳定作为探讨战略稳定的背景。 有的研究认为，中美两国在核领域存在一定分歧，如中国的战略威慑建立在模糊性上，美国借不透明向中国施压，但是在核能、防核扩散等方面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 还有学者指出，大国间对称或非对称的核威慑机制已经成型，大国战争的毁灭性已成为共识，中美要避免相互为敌； 核武器是避免两国关系走向恶化的一道屏障，是中美关系稳定的基石。 有的研究认为，核关系是中美两国总体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国之间构建战略稳定关系至关重要。 总体上看，特朗普执政前，学者态度较为积极，认为中美建立新型核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特朗普2017年就任美国总统后，学界出现了对中美战略稳定和两国安全关系担忧的声音。例如，有学者提及美国正在逐步调整其战略威慑体系，重塑核威慑的绝对优势，通过跨域威慑的方式寻求各种威慑手段之间的优势互补和灵活组合，对中美传统战略稳定关系带来了冲击。

　　以上有关中美核关系的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本文认为，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以及冷战后的美俄战略关系，中美核实力存在差距是事实，但是两国却又在核领域存在着不对称稳定关系，这是中美战略关系的主要标志。本文着重对中美两国的不对称核稳定进行逻辑机理上的分析，就美国会如何实施战略机会主义进行研判，并简要探讨中国的应对方略。

　　二 中美不对称核稳定态势

　　世界核格局在冷战后发生了变化。冷战期间以美苏核两强对抗为主要特征的世界核格局，在冷战后逐渐转变为美国、俄罗斯为第一梯队，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中等核国家为第二梯队，若干谋求核武能力且已经被国际社会认为达成目的的地区国家为第三梯队的国际三级核格局态势。实际拥有核武器国家间的对抗竞争呈现“平级”和“越级”并存的情况。就“平级”而言，有美国与俄罗斯两个第一梯队核国家之间的两强对抗，印度与巴基斯坦两个核实力基本对等的中等核武国家间的地区角力。就“越级”而言，美国与朝鲜的安全对抗关系中就包含有第一梯队核强国美国与第三梯队朝鲜之间的较量，中国与美国的所谓战略竞争关系中也包含着第一梯队核强国与中等核国家之间的互动，带有明显的核“越级”特点。

　　核格局两强即美俄之间的战略稳定关系呈现固化的态势。美俄的战略稳定关系是建立在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武器实力之上的，只要美国和俄罗斯都达到了确保摧毁的核武库数量，具备了确保摧毁的二次打击能力，两国间就形成了战略稳定关系。即便俄罗斯因为国力不振而在技术方面有所落后，但其拥有的核武器数量依然维持着美俄之间固定的战略稳定关系。而中等或者弱核国家与非对等的核对手之间，存在着不对称的核互动态势，即两个核国家中处于弱势一方的核武能力的提升发展，会对两个核不对称的国家间的战略关系带来动态的影响。

　　战略稳定性概念有两个重要分支：其一是军备竞赛稳定性；其二是危机稳定性。就前者而言，虽然特朗普政府近年来一再发出对中国带有对抗竞争意味的言论，但中国始终以建设精干有效的战略力量为发展战略，并未受到美国政策观点和言论的影响。此外，中美两国的核发展战略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始终按照自身的节奏进行国防能力的现代化建设，中美两国在核领域并未出现明显的军备竞赛，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基本不会发生核军备竞赛。因此，按照衡量战略稳定性的方法，界定中美之间军备竞赛稳定性高低与否略显不当，因为中美之间不存在核军备竞赛的情况。这也反映出中美战略关系与美苏、美俄战略稳定关系的不同。

　　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分析两国之间核力量的危机稳定性愈发重要。中美之间的危机稳定性高低表现在中美出现危机或冲突的情况下，中国的核威慑能力能否让美国有效感知。如果中国的核威慑能力足够明显且有效，即便中美之间出现危机或冲突，美国考虑到中国核报复能力带来的损失，就不敢对中国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中美之间的危机稳定性就较高。中国始终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因此，中国的核威慑能力重点体现在核报复能力上，其核报复能力是影响中美危机稳定性的关键。对中国核报复能力有效性的分析，可以从自身实力与对手的对比以及对手的感知两个角度切入。

　　（一）中美战略实力不对称

　　相较美国，中国的战略威慑能力还有较大差距，核武器技术实力的差距明显。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拥有且唯一在实战中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核武器被视为其国家安全的基石和军事战略的重要支柱。冷战期间，在与苏联的军事竞争中，美国发展了庞大的“三位一体”核武库。“俄亥俄”级战略导弹核潜艇、“和平卫士”重型陆基洲际弹道导弹、 B-2隐形战略轰炸机等战略打击武器纷纷入役美国核武库。上述部分型号武器至今仍是美国战略核武库的主战武器。

　　除了拥有完备的战略进攻武器系统之外，美国还有较为先进的战略防御体系。由预警卫星、X波段雷达、地基拦截弹和作战指挥控制通信系统组成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与由美国陆军使用的末端导弹拦截系统、海军搭载“宙斯盾”系统的水面作战舰艇组成的战区导弹防御网共同构成了美国的战略防御体系。近年来，太空领域在美国战略防御中的地位愈发加重。“国防支援计划”（DSP）是美国早期的卫星预警计划， 为了应对美国所谓对手不断提升的弹道导弹威胁，1997年，美国开始研发建造天基红外系统（SBIRS），低轨、高轨和静止轨道三种卫星组成的红外预警星座是美国现阶段的主要太空预警设备。2018年5月，美国空军启动了新一代预警卫星项目，即“过顶持续红外”（OPIR）预警项目，该项目更加关注预警卫星的机动性和生存能力。2019年，特朗普政府在《导弹防御评估》报告中强调要加强太空反导能力，提出要建设定向能武器系统、部署天基拦截器等。

　　从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才具备起码可信的对美威慑能力。1980年，中国向南太平洋地区试射了“东风-5”型运载火箭，这是中国具备核威慑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学者把1984年第二炮兵部队开始担负战备值班、作战部队具备独立发射洲际弹道导弹能力视为中国具备核反击能力的标志。 虽然中国的国防实力尤其是战略攻防能力在近年来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是相较美国自冷战起打造的由战略核武器、战术核武器、战略预警、战略防御和复杂的指挥控制系统组成的核作战体系以及战略攻防作战经验仍存在差距。直至今日，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核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中美核实力、战略攻防能力存在差距是客观事实。

　　中美在核武器的数量和部署模式上也存在差异。根据公开的数据资料，美国目前拥有总计5 800枚核弹头，其中实战部署的（Deployed）共1 750枚，储藏的（Reserve）2 050枚，退役和待拆解的2 000枚。 而中国的数量总计仅为320枚， 且多为储藏状态。因此，就数量而言，中国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中美不在一个对等数量级；就部署模式而言，中国的核武器处于头体分离的状态，而美国拥有较多数量头体对接、随时可用的部署核武器。总之，中美核实力、数量不对等，核戒备姿态也不同，这是两国战略实力不对称的主要表现。

　　（二）对手感知：中国核威慑能力有效但没有富余

　　美国国内对中国核报复能力存在着不同的认知和看法。美国有学者对中国具备可靠的威慑能力抱有积极的认可态度，认为中美两国之间的相互脆弱是事实，而不是（政策上的）选择。 相互脆弱（Mutual Vulnerability）是指两个国家都不可能通过先发制人的核打击以及其他措施解除对手的核报复能力，双方面临对方的核报复打击时都是脆弱的，因此双方都不敢在使用核武器上轻举妄动。认可中美之间的相互脆弱状态，即是承认中国对美国核威慑能力有效。美国战略学界认可中美相互脆弱关系的观点较多， 甚至还有学者将中美相互脆弱的概念应用在除核领域之外的太空和网络领域，认为中美在核网天三大领域都存在相互脆弱关系。

　　还有美国学者认为中国的战略武器具备威慑实力。他们提出，中国核武器的生存能力确保了核报复能力足够有效； 确保二次打击的报复能力是中国威慑战略的目标，随着中国核武器的机动性、隐蔽性等生存能力的增强，尤其是公路机动弹道导弹的部署，中国只需要少量核武器即可达到这一战略目标； 中国加速部署的新一代公路机动弹道导弹，实现了可信的威慑。 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具备海基核报复能力， 提出中国海基核威慑力量的生存能力不断提高，促使美国不得不考虑接受与中国的相互脆弱关系。

　　美国国内也存在反对上述观点的声音，反对观点呈现出从较为明确的否认向回避态度的转变。早年的研究成果从中国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准备时间长、战略导弹核潜艇威慑能力弱、核力量脆弱的角度否定中国的核报复能力。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对者的观点有所转变，他们回避谈论中国的威慑能力是否有效，而是强调美国要保持优势。希望美国维持和追求优势，谋求中国难以追赶的核能力差距成为他们的主要观点。 他们提出，美国要继续发展打击核武器存储设施的能力，不能放弃追求核优势的努力； 美国应当构建可信的核威慑能力，保持较强核姿态，对中国形成威慑； 美国要避免与中国形成冷战时（与苏联）的平衡状态，应当谋求对中国的明显优势以威慑中国。

　　认为中国核威慑能力有效的学者中，多数用相互脆弱来表述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关系。这种表述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与能够和美国构成战略稳定关系的苏联、俄罗斯相比，中国的核报复能力仍有较大差距，还未达到苏联、俄罗斯那样对美确保摧毁的水平；其二，中国拥有起码的核报复能力，美国面对中国的有效核威慑能力是脆弱的。不承认中国核威慑能力有效的学者的观点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从早先明确反对，到之后回避谈论中国的威慑能力，而主要关注美国要追求优势。这一变化也间接承认了中国近年来军事能力尤其是战略武器发展的成果，但同时对中国核威慑能力是否有效仍抱有待议待查的态度。

　　美国国内学界的研究认为，中国对美战略威慑能力处于一个中间地位，即低于能够给美国带来不可忍受的损失的水平，但又因为中国精干有效的核武器发展战略而具备起码的核报复能力。 这一观点有两层含义：其一，从物质角度分析，中国的威慑能力事实上低于苏联以及俄罗斯的水平，也低于美国的水平；其二，从感知角度分析，美国认识到了中国具备起码的核报复能力。在评价中国核报复能力的问题上，一些美国安全专家认定中国拥有这种能力，另外一些美国专家不接受这一点，但其中只有极少的专家明确地否定中国拥有这种能力。那些不愿意接受中国核报复能力的美国安全专家往往不明确否定中国的核报复能力，他们或者有意回避这一问题，或者指出希望美国战略武器的发展能够抵消中国的核报复能力。这表明，随着中国国防实力的不断提升，美国战略学界争议的焦点不在于中国是否拥有核报复能力，关键在于是否接受它，而是否接受的关键与中美两国的总体关系密切相关。

　　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较为积极。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弹道导弹防御评估》报告（2010年）、《核态势评估》报告（2010年）和《四年防务评估》报告（2014年）， 都表述了与中国建立战略稳定关系的相关内容。美国国务院国家安全咨询委员会2012年发布的《维持中美战略稳定关系》报告，更是直接肯定了中美之间在战略稳定方面的相互脆弱关系。 奥巴马政府时期，中国的战略威慑能力落后于现在的水平，但是美国的态度至少含蓄地接受了中国的战略威慑能力。

　　而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态度急转直下。关于针对中国的核战略，2018年的《核态势评估》报告称：“美国专门针对中国的战略，旨在防止中国错误地认为可以有限地使用战区核力量来求得优势，美国将会使用可信的能够造成不可容忍损伤的能力，使中国使用核武器所造成的成本在任何程度上都大大超过收益。” 而关于针对俄罗斯的核战略，同一文件称：“美国专门针对俄罗斯的战略，将能够在任何条件下把俄罗斯领导人所认定的最重要利益置于风险之中，从而给俄罗斯对美国、盟友或伙伴的侵略带来困难。如果俄罗斯选择侵略行为，将会付出不可接受的惨重代价。”

　　特朗普政府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强调使用核武器威慑俄罗斯的各种带有核或非核要素的进攻，即美国仍把俄罗斯视为战略层面对等的对手。这一思路与冷战时期使用核武器威慑苏联进攻的观点大体相似。美国认为中国只是有限的核对手，战略威慑能力低于俄罗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核定位显然不同于奥巴马政府。中国的核威慑能力处于稳步上升的态势，美国应当愈发重视和认可中国的核威慑能力，但特朗普政府反而越发强调扩大核武器的使用范围，强调在地区危机中对中国施压。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出中国的战略威慑能力有所提高，使得美国愈发关注中美在地区危机中的核博弈情况；另一方面，中国的核威慑能力又达不到俄罗斯的水平，美国存在只要采取一定的行动就能予以压制的机会主义思路。

　　美国对中国核报复能力带来的威慑感知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自身能力的建设以及中美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中国的战略威慑能力具有一定效力且稳步提升，但是美国考虑到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关系且中美对抗不断加剧，会更倾向于回避、不接受中国与美国不对等的战略威慑能力的有效性，转而更加以国家层面的对抗竞争为背景，强调削弱和压制中国相对美国而言少量、弱势的核报复能力。

　　冷战时期形成的战略稳定概念关注相互确保摧毁。美苏双方的核报复打击都能够给对方造成“不可接受的损失”，以此消除任何一方先发制人核打击的动机，维持较高的危机稳定性。同时，美苏有充足的核武器确保这种报复能力，且经过一系列谈判博弈，降低各自扩充军备的意愿，维持了一定的军备竞赛稳定性。但是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态势与此种情况有所不同。一方面，中美之间并未出现核军备竞赛，基本不存在考量核军备竞赛稳定性的问题；另一方面，中美关系近年来虽趋于紧张，但仍保持着总体和平状态，两国之间并没有发生类似于古巴导弹危机那样能够显示维持危机稳定性重要性的核对抗事件。但是，又不能认为研判战略稳定性的逻辑机理不适用于研究中美之间的核关系，研究战略稳定关系中的重要考量要素，即核威慑能力或核报复能力的有效性在研判中美核关系时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鉴于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日益明显，分析研究中美之间的危机稳定性和影响中美危机稳定性的因素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美不对称核稳定有三个特点。首先，这是两个不同档次核国家之间的核稳定态势，美国是核强国，中国是中等核国家，这是不对称性的主要体现。其次，中美核稳定的标准不同于冷战时期战略稳定的标准。中美之间的核稳定是建立在相互脆弱的感知之上的，而不是相互确保摧毁所定义的数量标准。虽然中美之间的核实力不对等，但是双方面临对方的核报复打击都是脆弱的，相互脆弱的感知起到了维持中美战略稳定的作用。最后，这一不对称核稳定结构本身存在脆弱性。中国起码的核报复能力维持了中美核关系的不对称稳定，但同样是这一起码的核报复能力又有不足，给了美国否认或回避中国核报复能力、破坏中美核关系、打破核稳定的空间。

　　三 美国对中国战略机会主义的表现

　　机会主义是指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追求自己的目标而不重视原则、不讲求规范、不择手段。美国对中国实施战略机会主义行为，其思路表现为：由于中国对美国的核报复能力有效但又没有富余，没有达到让美国被迫完全接受的水平，美国可使用若干军事手段压制中国的战略核威慑能力，降低中国对美国核报复能力的有效性。战略机会主义并不是美国常态实施的政策或行为，而是指在某种战略政策、军事能力的发展能够给美国提供机会时，其很可能会实施压制和削弱中国核报复能力的行为。

　　如前所述，美国对中国核报复能力的认知从正反两个方面反映出相同的内容，即中国拥有起码的对美战略威慑能力，但是中国的核报复能力并不显著，达不到美国难以承受的确保摧毁的标准。 其中的差距空间是否会带来影响中美两国战略关系的消极作用，要考虑技术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政治因素。奥巴马政府时期，虽然中美两国的战略威慑实力存在差距，且美国的部分战略攻防能力发展对中国的核威慑能力有效性构成了客观上的损害，但是中美政治关系趋稳，中国核报复能力的差距空间对两国战略安全稳定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在中美对抗竞争关系愈发严重时，这一差距空间就会成为美国试图压制中国核报复能力的机会点，对两国战略安全稳定的影响也将显著增强。因此，在对抗竞争的政治氛围下，美国会滋生战略机会主义心态，若干已有的或正在发展的能够削弱中国核报复能力的战略策略和军事能力会被重新关注，由此产生的军事和政策行为会进一步恶化中美安全关系。

　　中国既不具备俄罗斯那样强大的核实力，又不像朝鲜那样核实力较弱且综合国力较弱，也与英国、法国和印度等国家不同，它们虽然是中等核国家，但与美国关系密切或与美国无战略竞争关系。在国家层面，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具有一定的对等性；但从核层面看，中国又是中等核国家，与美国不对等。所以，美国对华战略机会主义既不同于美国与俄罗斯的核大国对抗，又不同于美国对朝鲜的全面军事压制，而是一种在综合国力较为接近的基础上压制中等核国家核报复能力的战略思路。这是美国对华战略机会主义的特殊性所在。近年来，美国对华战略机会主义举动在战略策略、军事行动等方面皆有体现。

　　（一）实施限制损伤

　　限制损伤（Damage Limitation），又称损伤限制。从广义上理解，限制损伤既包括针对核武器又包括针对带有较大毁伤效力的常规武器的毁伤作战。早在1991年海湾战争时期，美国就实施过针对伊拉克地地弹道导弹的带有限制损伤性质的作战行动。海湾战争中，美国依靠现代化的精确制导打击能力使得伊拉克毫无还手之力，伊拉克只能依靠“飞毛腿”机动导弹予以回击。在海湾战争前期的空袭行动中，“飞毛腿”导弹被美国列为12个主要目标中的第7个。 为了减少这种导弹给美国及其盟友带来的损伤，美国进行了一系列猎杀“飞毛腿”的军事行动。例如，动用电子侦察手段、卫星和空中作战力量等侦察搜索“飞毛腿”。 特朗普政府的《导弹防御评估》报告中提及，美国将会维持打击能力的投入，尤其针对时间敏感目标的精确快速打击能力。 这种能力即是限制损伤作战的能力。

　　战略层面进行限制损伤作战是指通过军事手段削弱对手的核打击能力，将其核打击可能给自身带来的损伤降低到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或彻底消除。一个国家对核武器打击的可承受门槛标准，较典型的已有研究是冷战时美国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提出的“麦克纳马拉标准”，其毁伤标准为一个国家的1/3人口和1/2工业。学界把这一标准视为确保摧毁的标准，冷战时期，400枚百万吨当量的核武器即可达到这一标准。 而对限制损伤而言，“损伤”的程度要低于“摧毁”的标准，即“打伤”对手带来损伤的核武器数量少于“杀死”对手的确保摧毁的数量。

　　对美国而言，40枚百万吨当量的核武器即可达到美国感知的损伤等级（Level of Damage）；如果打击目标覆盖了能源系统、通讯和信息枢纽或其他关键节点设施，这一体量的破坏损伤力会更大。这意味着，如果打击的目标为现代国家和社会运行的关键节点、主要城市，少于40枚百万吨当量的核武器也可达到明显的损伤。因此，结合一系列不确定因素，给美国带来损伤感知的核报复打击能力范围是：10枚中当量核弹头至40枚百万吨当量的核武器对美国城市的打击能力。 这一标准是美国低于不可接受损失之下的所谓“损伤”。

　　如果一个国家的核打击能力高于这个范围值，例如俄罗斯，对其实施限制损伤行动时，获益就会不显著。俄罗斯的核体量使得其无论先发制人还是报复性核打击都能够达到确保摧毁的水平。限制或削弱俄罗斯核打击能力、减少俄罗斯报复性核打击对美国造成损失的行动，会让美国得不偿失。但如果一个国家的核打击能力低于这一范围值，尤其是当该国的核武器主要用于核报复打击时，美国可能会优先考虑削弱这个国家的核报复能力，尽可能减少核报复给美国造成的损失。一旦美国军事技术占优或两国政治对抗加剧，则这一选项会占据上风，从而诱使美国针对目标国家采取限制损伤战略。

　　美国对中国实施限制损伤战略的主要目的，在于降低中国核报复打击对美国本土造成的损失。从作战层面看，美国可能在第一波次打击中摧毁中国大部分核设施，包括导弹发射井、弹道导弹核潜艇以及指挥控制系统等，从而把中国核报复打击能够给美国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美国学者认为，美国要尽可能减少对手带来的损伤，即便不能彻底摧毁对手的全部核报复能力，追求限制损伤能力也有助于增强美国战略威慑的可信性； 美国具备一定的打击隧道设施的能力，由于中国加强修建防御核打击的地下隧道设施，美国应当继续发展这种武器装备。

　　中国战略威慑能力的提升会降低美国对中国采取限制损伤的意愿。美国学者对此有所认识，指出随着中国部署公路机动弹道导弹，其核报复能力会超过美国的限制损伤能力，美国不应当试图用限制损伤能力削弱中国的核报复能力，对中国实施限制损伤存在较高风险。 但是反对者认为，美国实施限制损伤不存在一个门槛，不能说对手的核能力超过一个门槛时实施限制损伤毫无意义；在核交战中，要尽可能多地保护国家，因此，无论能够削弱中国多少核报复能力，实施限制损伤都是有价值的。 此外，限制损伤能力在美国看来也是维持核优势、实施威慑的手段之一。有观点认为，核优势的程度会影响两个国家之间的决心，如果美国保持对中国实施限制损伤的能力，中国挑战美国及其盟友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在中国具备起码的核报复能力的情况下，美国对中国实施限制损伤战略，可以削弱其核报复能力，弱化其挑战美国的决心，增强美国的威慑能力。 美国的限制损伤能力可以增强其威慑能力，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从来没有对具备核优势的国家实施军事威胁，核优势能够阻止威胁，美国要维持对中国的限制损伤能力和核优势，维持对亚太地区的核威慑效力和地区战略稳定。

　　限制损伤与战略稳定是对立的概念，提出实施限制损伤，即表现出对对手战略威慑能力不足的认知。从美国战略学界的观点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起码的核报复能力存在认可，能够促成战略层面达成一定的稳定态势。但是中国核报复能力的有效性对美国可接受的程度而言仍有差距空间，而美国学界提出对中国实施限制损伤战略，说明正是这一差距空间促使美国产生削弱中国核报复能力的机会主义心态。

　　近年来，美国的非核军事技术发展，如情报搜集、侦察、监视、常规精确打击能力提高了美国对中国实施限制损伤作战的能效， 实施限制损伤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处于冲突爆发临界时的先发制人军事打击策略。美国维持对中国的限制损伤作战能力，目的是在平时维持对中国的核优势、威慑所谓的“中国威胁”，战时寻求机会，通过限制损伤作战削弱中国核报复能力。美国所认为的依靠一定军事手段降低中国核报复能力的机会主义心态，会在中美处于对抗竞争时，尤其在出现危机时，诱使决策层实施军事方面的激进和冒险行为，增加中美两国冲突对抗升级的风险。

　　（二）以导弹防御系统削弱中国核报复能力

　　导弹防御系统是美国可用于对中国实施战略机会主义的军事能力之一。美国历届政府的导弹防御政策有着较强的连续性，其所宣称的主要目标大都是防御所谓“流氓国家”的导弹威胁。但是，深究美国的导弹防御政策文件，可以发现其中不乏针对中国的内容。

　　特朗普政府的《导弹防御评估》报告（2019年）带有较明显的冷战思维，针对中国、俄罗斯的意味很浓。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报告称为《弹道导弹防御评估》报告（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Review），而特朗普政府使用的是《导弹防御评估》报告（Missile Defense Review）的名称，“弹道”一词被取消。这表明特朗普政府不仅关心对手的弹道导弹，也关心非弹道导弹的能力。非弹道导弹包括巡航导弹、高超音速导弹等。除了美国及其盟国，世界上能够制造先进非弹道导弹的国家只有中国和俄罗斯。 特朗普政府《导弹防御评估》报告对中国的评述从两个角度展开。其一，从地区角度看，美国认为中国不断发展的中远程导弹、巡航导弹会帮助提升所谓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增大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和盟友所面临的威胁；其二，从战略层面看，美国认为中国不断提升的导弹能力在帮助中国取代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主导位置，重塑地区格局。这部分报告内容中列举的皆是中国的战略导弹打击能力。

　　特朗普在2019年《导弹防御评估》报告发布会上指出，无论何时何地，美国都要能够确保探测和摧毁任何射向美国的导弹。《导弹防御评估》报告中也提到，本土导弹防御旨在抵御来自朝鲜和伊朗等国家的导弹，但是在冲突情况下，也将防御任何来源的对美国本土的弹道导弹攻击。 这表明美国的本土导弹防御要具备在冲突时防御除朝鲜、伊朗之外国家弹道导弹的能力。美国国会议员更是直言美国要保护本国不受俄罗斯和中国的导弹袭击。

　　2020年6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的《本土分层导弹防御》（Layered Homeland Missile Defense）指出，俄罗斯拥有大约1 500枚部署在陆基、海基和空基平台上的核武器，这些核武器超过了美国导弹防御的能力；中国正在进行战略武器的现代化，如开发分导式多弹头等。文件强调美国将会继续依靠核武库威慑中国和俄罗斯的所谓战略进攻，但承认俄罗斯的战略武器数量巨大，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难以招架。关于能否防御中国的核报复打击，文件的表述仍是模棱两可。

　　导弹防御对国家间战略稳定态势的影响与其部署规模有关。保护首都、指挥中心、主要导弹阵地的点防御能够增加自身核报复能力的生存性，有利于提升战略稳定性，特别是危机稳定性。而防御面更广的国家导弹防御能力，可减少对手的核报复能力，降低其核威慑能力，从而有损两国之间的战略稳定关系。 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遍布世界热点地区，涵盖陆海空天多个维度， 可谓不折不扣的全球防御。

　　从技术角度看，美国所谓的用于防御朝鲜导弹威胁的反导能力客观上确实损害了中国的战略威慑能力。美国在韩国部署的军事能力，能帮助美国在7秒内探测到朝鲜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但如果同样能力的装备部署在阿拉斯加州，最快也得用15分钟， 足见在韩国部署对战略导弹的侦测系统能够给美国监测东北亚地区发射飞向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带来巨大优势。而中国的战略导弹，无论是陆基洲际弹道导弹，还是黄海、渤海发射的潜射弹道导弹，飞向美国本土的轨迹都要经过东北亚上空。 因此，美国旨在对抗朝鲜的导弹防御系统几乎都将具有拦截中国战略导弹的能力。

　　在美国具备导弹拦截能力的情况下，中国核报复能力可能会面临美国的两层毁伤：（1）美国发动对中国的核打击，中国部分核武器被毁伤；（2）中国实施核反击，美国导弹防御系统实施拦截，毁伤中国执行核报复任务的导弹。因此，美国发展导弹防御能力对中国的核报复能力有效性带来了较为严重的消极影响。随着美国不断提升导弹防御能力，其对使用导弹防御削弱中国核报复能力的信心会逐步上升。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情况下，美国利用导弹防御削弱中国核报复能力的机会主义心理就会抬头，诱使美国做出更多不利于中美两国安全的军事举动，导致中美危机稳定性降低，两国之间的相互威慑平衡愈发失衡。

　　因此，导弹防御能力会成为美国压制和削弱中国核报复能力的战略机会主义手段之一，破坏中美之间的不对称核稳定态势。

　　（三）以战略反潜削弱中国海基核报复能力

　　海基核力量具备较强的隐蔽性和生存能力，是进行二次核打击的主要武器，也是一国核武库实力的重要标志。如果一国倚重海基核力量，摧毁其战略导弹核潜艇就会大大削弱其核报复能力。被打击的一方会面临要么任凭对手摧毁己方的海基核力量、核威慑能力被削弱，要么在战略导弹核潜艇被毁伤前把海基核导弹发射出去的抉择。“要么失去、要么使用”的抉择会迫使被打击的一方更倾向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会降低危机稳定性。

　　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核武库非常庞大，海基核力量的损失不足以动摇其总体战略威慑能力，那么海基核力量的损失就不会撼动两个国家之间的战略稳定态势。冷战时期的美苏两国即是如此。美苏各自的海基核力量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了均势，甚至苏联在数量上一度占优。 但是超级大国之间的反潜作战不会影响两国的战略稳定关系，因为美苏两国同时拥有数量可观的非海基战略核力量， 且两国在核武库的总量上达到了可靠的相互威慑。因此，即便一方的战略导弹核潜艇遭到对方反潜作战的毁伤，也不会根本撼动两国之间的战略稳定性。

　　自20世纪80年代进行潜射弹道导弹发射试验以来，中国不断加强海基战略力量的建设，但至今与美国仍有较大差距。此外，中国始终贯彻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海基核力量只会用于核报复打击，不会面临“要么失去、要么使用”的抉择。美苏（俄）非海基战略武器达到可靠相互威慑，美国对苏（俄）的海基战略武器实施反潜作战不会根本影响两国整体战略稳定性。与此不同，中国战略威慑能力不及苏（俄），中美战略武器量级不对等、海基核力量不对等，同时，中国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因此，美国若对中国的海基核力量实施反潜作战，就有可能削弱中国的核报复能力，破坏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态势。

　　美国对中国海基核力量的关注地区重点在中国南海。美国学者曾指出，由于中国核潜艇的降噪能力不佳，隐蔽性能较差，因此易被探测，所以，中国可能会将战略导弹核潜艇隐藏在中国南海地区水下，把中国南海地区打造成海基核力量的“堡垒”（Bastion）海域。 中国南海被认为是中国部署战略导弹核潜艇的重点地区。 俄罗斯专家也指出，中国在模仿苏联，在中国南海打造专为战略导弹核潜艇护航的“堡垒”战略。 中国近年来在中国南海岛礁的合法建设工程也被美国等国家认为是为了支援战略导弹核潜艇。美国有报告指出，中国在南海岛礁的建设是为了利用这些领土为中国的战略导弹核潜艇打造“堡垒”海域， 在岛礁设施部署水下声音监测系统（Sound Surveillance System, SOSUS）、水声监测阵列（Hydrophone Arrays），保护战略导弹核潜艇的活动海域。 也有美国等西方国家官员认为，中国在南海地区的经营，是为了能够让战略导弹核潜艇躲过美国的侦察，进入太平洋，从而对美国的城市构成威胁。 中国南海是美国眼中中国保存海基核力量威慑能力的重要地带。

　　在面对拥有海基核力量的对手时，战略反潜作战，即发现、跟踪、摧毁战略导弹核潜艇会成为常规海军作战力量的高度优先事项。 因此，美国军事力量频繁进入中国南海地区，其目的在于：一方面，搅局地区局势，向中国施压；另一方面，同导弹防御一样，战略反潜也是美国对中国实施战略机会主义的可选手段。美国对南海地区的战略侦察，尤其是反潜武器的进入，重要目的之一是为了收集中国南海的水文情况和中国战略导弹核潜艇的数据，研究其航行规律。此举能给美国更多把握跟踪中国的海基核力量，在危机或战时封锁航道，攻击、毁伤中国的战略导弹核潜艇，降低中国的海基核报复能力，削弱中国对美整体战略威慑能力。

　　美国对中国南海的抵近侦察远早于美国所谓的中国南海领土主权争议的激化。早在2001年，中美之间就因美国的抵近侦察而出现南海撞机事件。多年来，美国从未停止对中国南海的抵近侦察。近年来，一些国家与中国关于中国南海权益声索争议激化后，美国又以“航行自由”为借口，继续进行这类抵近侦察。这类侦察的意图之一就是密切关注和窥探中国海基核力量。发展部署战略导弹核潜艇可以有效提升中国核武器的生存能力，对提升中美战略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而美国针对中国战略导弹核潜艇的反潜侦察，会危害中国海基核力量的生存能力，降低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态势。

　　2020年7月，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发布了以中国海军现代化对美国海军能力影响为主题的报告。报告提出，中国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可以在“堡垒”海域（Protected Bastions）打击美国阿拉斯加地区，在日本以南海域攻击夏威夷和阿拉斯加等地区；如果部署在夏威夷以西的西太平洋地区，美国本土的48个州都在打击范围内；未来中国部署更先进的潜射弹道导弹，会对美国本土带来更多威胁。 关于如何应对，报告提及美国要强化与地区盟友和伙伴国的海上行动合作，调派更多海军作战力量进入太平洋地区，加强演习训练，制定新的海军作战概念等。

　　事实上，美国近年来在不断加强西太平洋地区的反潜军事力量。首先，美国拉拢相关地区盟友参与中国南海反潜演习。2018年，美国与日本在中国南海地区进行了联合反潜演习。 其次，美国向中国南海地区派遣了最先进的反潜作战装备。2015年，美国国防部宣布将在新加坡部署P-8A“海神”反潜巡逻机。 相比已经常态化进入中国南海的P-3C型反潜巡逻机，P-8A的性能更为优越，是美国目前最先进的海上反潜巡逻机。 海外媒体分析，美国此举正是为了应对中国的潜艇威胁。 近年来，中美两国战略竞争加剧使得美国加大了对南海地区的关注力度。2020年上半年，美国军机在南海地区活动多达2 000余次； 除了各种型号的电子侦察机，P-3C、P-8A等反潜巡逻机也是搅局中国南海的“常客”。美国之所以关注中国南海，关注反潜作战，一个重要目的是跟踪侦测中国的海基核力量，以便能够在战时或危机时压制中国海基核报复能力，削弱中国的整体核威慑能力。这也是美国对华战略机会主义的重要表现。

　　四 美国战略机会主义的消极影响与中国的应对

　　中美不对称核稳定态势中的“不对称”部分，会使得美国在中美关系处于对抗竞争时，更倾向于抓住中国核报复能力有效性仍有不足的空间而实施战略机会主义行为，破坏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态势。前文提及的美国国内战略学界的观点、军事举措等都反映出美国削弱和压制中国核报复能力的战略机会主义。美国的一些军事能力虽然未明确提及针对中国，但对中国核报复能力已经构成了现实威胁，会成为美国主张对中国实施战略机会主义行动的人所推崇的手段。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美在战略层面会呈现一种两力相抵的态势：美国试图利用军事优势，谋求对中国的战略优势，破坏中美之间的不对称核稳定；而中国则会努力抵住美国破坏战略稳定态势的企图，维持中美不对称核实力格局下的战略稳定性。中美两国的战略竞争在核层面体现为这两股力量在战略“跷跷板”上的角力。

　　（一）美国战略机会主义的影响

　　美国的战略机会主义行为会给中国和中美关系带来两方面消极影响。

　　第一，损害中美战略层面稳定态势，增加中美关系中的对抗因素。中美之间有很多实质性的交往内容，双方的军事安全关系，尤其是核战略关系是中美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中美两国在安全领域存在竞争因素，这些竞争因素在突发事件的刺激下，有可能会导致危机升级。如果两国能够形成稳定的战略关系，可以为中美的竞争面，尤其是安全领域的竞争划上一条底线。未来即使中美两国在安全领域出现危机甚至冲突，但只要战略稳定关系存在，就可以使两国决策者更加慎重，降低危机升级的可能，使中美关系保留尚可挽回的余地。而美国对华战略机会主义会破坏中美战略稳定态势，导致中美安全关系的底线难以维系，未来可能使中美关系的不可控性大大上升。此外，压制、削弱中国核报复能力的战略机会主义和中美两国当前的战略竞争关系是相互影响的。一方面，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出现，使美国国内压制、削弱中国核报复能力的声音甚嚣尘上；另一方面，主张采取一系列军事手段压制和削弱中国核报复能力的想法，也会反过来加深美国安全决策层的对华敌视态度，从而增加中美之间的对抗。

　　第二，战略机会主义会诱发军事冒险行为，增加中美发生军事摩擦乃至冲突的风险。美国压制和削弱中国核报复能力的行为，都需要军事力量的参与。美国对中国带有战略机会主义的行为，诸如派遣军事力量对中国战略导弹核潜艇进行侦察和跟踪监视等行为，已经构成了对中国南海领土主权的侵犯。中美两国军事力量在中国南海地区的接触不排除发生意外摩擦的可能。这种意外军事摩擦很可能会进一步降低中美两国的安全互信，带来更大程度的对抗。此外，美国对华战略机会主义举动会诱使美国实施更多军事冒险行为。一些既能影响战略稳定关系，又带有实际军事威胁的武器装备也可能被美国用于对中国的军事施压。例如,关于陆基中程导弹，美国前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Mark Esper）曾表示，“希望早先被禁止使用的导弹武器能尽快在亚洲部署”。 与海、空基作战平台不同，陆基中导武器在危机或战时不需要过多时间进行机动前出，如果在亚太地区的盟国部署，就会给美国提供一种针对中国时间敏感目标（如导弹发射车）的快速打击手段。陆基中导武器若携带核弹头，也可以在危机或战时发挥核威慑的作用。相对于海、空基平台的隐蔽性和高机动性，陆基中导武器的生存能力较低，为了避免在危机时或战时被摧毁，美国首先使用它们的意愿会增大。当其用于打击对手的核武设施时，面临近在咫尺的威胁，国家的危机决策会更趋于激进，这也会降低中美之间的危机稳定性。

　　（二）中国的应对策略思考

　　面对美国可能的对华战略机会主义行为，中国有必要未雨绸缪，积极应对，维持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态势。

　　第一，提升战略威慑能力，消除美国机会主义心态产生的基础。目前，世界上能够与美国达到核武能力基本对等的国家只有俄罗斯，俄罗斯庞大的核武器数量使其与美国维持着类似于冷战时期的战略稳定关系。核武器的数量是衡量核威慑能力的基本条件，没有一定规模的核武器，很难形成有效的核威慑。但同时，质量指标也是确保核威慑有效的必要条件。提升战略打击武器的生存能力，例如发展先进的公路机动战略导弹、战略导弹核潜艇等武器，可以有效降低对手的发现概率，减少对手对己方战略威慑能力的损伤。即便数量上相对落后于对手，但只要生存能力强，就可以保住可观的核反击力量，形成可靠、有效的核威慑，慑止对手的核军事冒险行动。考虑到扩大核武库的高额成本、军控形势及国际影响，以质取胜可能是中国现阶段提升战略威慑能力的关键。为了维持可信可靠的核威慑和核反击能力，增强战略制衡能力，中国宜继续强化对战略武器的生存能力、隐蔽能力、机动能力、突防能力的建设投入，给美国实施战略机会主义军事行动带来更多不确定性，消除其投机心理。

　　第二，适当增加威慑能力的展示，实现威慑信号的有效传递。威慑的有效性取决于能力、使用能力的决心以及对手的感知。提升威慑能力是能力建设的技术实力部分，实力的提升效果要被对手有效感知才能实现威慑效果的最大化。中国与美国的核武实力存在较大差距，中国多年来以数量规模和部署方式的适度模糊、对手对中国进行第一次核打击的不确定性来保持核威慑能力的有效性。不能否认这种模糊性核战略的积极作用，但也要看到，随着美国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对中国的战略竞争心态愈演愈烈，适当增多威慑能力足够有效的信号传达更有必要。美国敢于实施削弱中国核报复能力的战略机会主义行为，其主要原因是其认为中国战略威慑能力存在不足，可以进行削弱压制。当中美两国陷入国家层面的战略对抗、大国竞争局面时，美国决策层会产生实施战略机会主义予以施压的观念。如果不能够有效释放信号，降低甚至打消其战略机会主义心态，美国对中国施压的举动可能会更多更强。

　　中国一方面要提升技术能力，提升核威慑能力的质量；另一方面，也要适当地展示能力、传达威慑能力足够有效的信号。较可行的方式是战略层面适当展示、战术层面适当模糊。在战略层面适当予以展示，即维持中国总体的模糊核战略，确保对手难以掌握中国核报复能力的真实情况，同时通过一定的公开展示、宣传等途径，向外界传达中国战略威慑能力的总体建设情况，了解中国战略武器的总体水平，让对手知道中国的核反击实力足以给任何胆敢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的敌人造成难以承受的损失。战术层面适当模糊，则是尽可能减少有关武器操作、人员设备的配置、技术性能、演训地点等信息的披露。上述信息的披露和展示会让具备技术和体量优势的美国掌握更多中国战略威慑能力的技战术水平细节，让美国抓住细节制定压制中国战略威慑能力的方法，使得美国更倾向于实施带有削弱和压制中国核报复能力的战略机会主义行为。战略威慑能力的透明和模糊是对立统一的整体，掌握好透明和模糊的度至关重要。在维持总体的适度模糊核战略的基础上，在战略层面一定程度上加大对外展示对于打消美国战略机会主义心态，维持中美不对称核稳定态势具有重要意义。

　　五 结语

　　战略稳定性是讨论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间安全关系的重要概念，核层面的战略稳定态势对维持两个国家在竞争状态下的和平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以及冷战后美俄的战略稳定关系，中国以未能达到确保摧毁但是能够带来美国脆弱性感知的战略威慑能力，与美国构建了一种不对等核国家间的战略稳定态势。在可预见的未来，罕有国家能够在战略武器领域与美俄两国平起平坐，因此，探讨研究不对等核能力国家之间的稳定态势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同时，这一研究对于研判中美两国的安全关系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不对称的核稳定态势在中美关系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影响。在中美两国关系缓和时，“稳定”的一面会成为相对主导力，追求稳定会为两国的安全关系划上底线，即便两国陷入安全危机，出现了可能会破坏两国间战略稳定态势的事态，即便美国的一些军事技术能力客观上损害了中国的核威慑能力有效性，但对中国核威慑能力的感知会制约美国避免做出过激行为，紧张的局势因此可以得到缓解。而当两国关系趋于紧张时，“不对称”会成为美国考量的主要因素，这种不对称性会诱使美国压制和削弱中国核报复能力，利用已有的和正在发展的能力，谋求把“不对称”变为彻底的“一边倒”。尤其当美国在战略策略和军事技术上具备了能够削弱、压制中国核报复能力的机会时，它会更倾向于实施带有战略机会主义的行为，破坏中美已有的不对称核稳定态势，降低危机稳定性，使两国关系愈发紧张。

　　特朗普政府将中美关系推向了消极的一面，中美走向了战略竞争和大国对抗。在这一大背景下，中美之间不对称核稳定态势中的“不对称”一面，就有可能成为美国对中国战略姿态的主要考虑因素。以限制损伤等消极对抗性战略思路审视和评价中国战略威慑能力，并以导弹防御、战略反潜等军事手段对中国施压，在特定情况下可能会成为美国对中国在战略层面发力的主要举措。同时，不排除会有若干其他军事能力手段被美国用于削弱和压制中国的核报复能力。未来中美两国的战略安全关系有可能的态势，是美国利用政策和军事手段下压中美核稳定杠杆，破坏中美危机稳定性，而中国努力抵御这一压力，维持危机稳定性和中美不对称核稳定。中国一方面要保持战略定力，按计划稳步推动国防现代化；另一方面也要有所侧重，重点规划战略威慑能力的质量提升，适当调整策略，重视威慑信号的有效传递，确保处于相对弱势的核威慑能力能够发挥最大效能，打消美国战略机会主义心态，为未来中美两国总体关系的改善和地区和平稳定筑牢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