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批评是在生态主义特别是生态整体主义思想下探讨文学与自然之关系的理论。它既揭示了文学所反映出来的生态危机之思想文化根源，也在探索文学的生态审美及艺术表现。生态批评往往痛感于科学与技术的现代性对国家、城市和社群内生命和自然的损害，以生态整体的持续共存为目标，以不同的话语和理论视野，建构出独特的伦理向度和表述策略，最终指向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想。

　　一、生态意识觉醒与生态批评的初步实践

　　生态批评正式引入中国文学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生态批评的实践主要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且同样只能说是处于觉醒阶段，带有较多的社会学、民族学色彩，在理论有效性层面呈现出一种“以对象（材料）印证理论”的特征。所以，可以从对象分类的角度来研究这一时期的生态批评实践。

　　（一）民族史诗、歌谣、口头文学中的生态意识

　　民族史诗、歌谣、口头文学等民族文化形式之中蕴藏着民族的心理与精神传统、历史和时间的流变与积淀，从中可以有效考察民族如何与自然环境共生、和谐发展，以及丰富的主体实践是如何型塑的。

　　第一，注意到民族环境对文学活动的影响，但未以生态批评名之，而更多指向民族文化生态的状况。如过伟《侗族娘梅姑事与文化生态研究方法》、叶舒宪《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的类型及文化生态》等，这一小类文章从自然生态环境入手，形成了“自然生态环境—文艺生态环境—文艺创作”的分析模式，牵动着文化发生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学科知识，初步体现出跨学科的特征。但生态环境意识此时仍只是作为一种生存的背景，并没有真正占据核心地位。

　　第二，直接分析民族史诗、口头文学、歌谣等体现的生态意识。例如杨海涛的《民间口传文学中的人与自然——西南少数民族生态意识研究》（2000），通过纳西族的“人与自然是血亲兄弟”、哈尼族的“树神崇拜”以及该地区丧葬祭仪灵魂归宿观念等三个方面，分析了其体现的生态意识；在史诗方面，索南卓玛分析了古代藏族先民对自己生活的环境从朦胧认识、崇拜到竭力保护这一过程，阐述了人类与自然应和谐相处,均衡互利,共同发展的永恒主题与朴素观念。

　　（二）当代民族作家创作的生态意识

　　生态环境对当代作家的创作同样具有深刻的影响。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作品中生态环境、风景的呈现具有鲜明的政治隐喻色彩及诗意倾向和特征，照应着彼时对本民族成员思想文化新的启蒙要求。20世纪80年代的作家们在关注草原人生的同时,开始对蒙古族传统文化进行追问和反思,探求如何重铸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具有鲜明的文化意识。20世纪90年代的作家如郭雪波、满都麦等则开始关注赖以生存的草原生态,在从不同角度展示人与动物关系的同时,传达出人文关怀,将草原文化小说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民族文学在生态意识觉醒以及生态批评初步运用于研究实践的时期，总体上虽然是“以对象证理论”，但也不限于对作品生态意识的分析，而是牵涉到民族的历史、民族记忆以及民族文艺生存环境的研究。

　　二、生态意识的自觉与生态批评的广泛实践

　　2007年，中共十七大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之一，生态批评借此东风遍地开花。在民族文学研究中，生态批评讨论问题的深度、研究对象的宽度、视角与方法的创新度，与之前相比已然不可同日而语。生态批评已开始走向自觉阶段，展现出对理论更加深入的理解，对自身境况更透辟、精准的掌握与思索；同时愈加深刻地呈现出跨学科、跨理论的特征，在概念的有效性层面可以说已经从“以对象证理论”发展到“对象与理论的共振、互照”。

　　（一）生态伦理学

　　保护自然的、生态中心主义的、社会性的生态伦理学思想，是生态批评最基础、最广泛的关切视角，有其基本的框架作用。在这一视角下，批评者关注少数民族与自然天生的水乳交融的亲缘性，批评现代性带来的人类之于自然的创伤，揭露种种开发造成的道德失范。

　　在各民族内部文化、宗教与伦理传统的脉络之中讨论其蕴含的生态思想，并不是无根之述，而这在主流文学的生态批评研究中往往是淡化了的，或者说是被国家政治、历史的宏大叙事结构所掩盖的。

　　在当代民族作家的创作中，动物书写成为生态伦理学思想关注的重点。借动物来言说各自不同的意识形态，深入不同的政治、历史场域，在生态保护的外衣下，动物叙事其实容易游移于不同的发声欲望之中，而淹没了对伦理思索。但动物无疑可以作为镜像，观看人类之于自然生态、之于世界的伦理视角的位移与牵连。此外，不少民族都有狩猎的历史，这种“杀戮”动物的经验，在生态中心主义的思潮下，也成为无论是民族作家还是批评者都绕不过去的伦理问题。狩猎的时代已经远去，自那个时代而来的民族心理图示、文化结构却存留下来，其中对生态的朴素观念也启发着新的时代的生态思索。

　　（二）文化生态学

　　这一阶段文化生态学式的方法运用，在范畴、内容和生态伦理学思想相融合等多个层面，都有着比较广泛的扩展。在对象上，既有对某一个民族文学的整体性论述，也有对某民族某种文化形态（如传说、民间故事等）的细致分析。

　　（三）生态美学

　　在讨论的对象上，生态美学涉及民族神话、口传文学、民间文艺等。较之民族古典的、传统的、口传的文学文化形态，生态美学更多地被运用于现当代民族作家的群体性、比较性的分析，以及民族形式的当代表现。从现有的成果看，涉及的民族范围包括苗族、侗族、仫佬族、仡佬族、鄂温克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壮族，等等。

　　由文化生态学理论建构出来的民族文化生存的场景，在此成为文化展演的舞台，也包括由独特的语言、风俗、心理结构构成的文学。这样的一种生存观与存在观，从一个积极展现的角度提出了生态、文化、民族性等多方面的诉求，成为当代语境之下民族文化中生态美学的独特组成部分。

　　文化生态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美学，三者既是历时性的发展阶段，也有共时性的理论交织与折叠。对于少数民族来说，生态观念往往是亘古流传下来的朴素信仰，形塑并融入他们的文化观念和处世哲学，在各个方面都有细致的展现。所以，即使在时空上已到临现代，生态观念的原则仍然为他们标示了存在论与方法论的边界和权限。而对当下中国语境与空间中生态伦理学、文化生态学、生态美学结合的思考，以及新的生态主体的确立这些重要问题，同样有学者做出实质性的推进。

　　三、结语

　　通过对近二十多年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生态批评实践状况的梳理与考察发现，在近十余年间，生态批评有着比前一阶段广泛、深刻得多的实践。但不可忽视的是，在中国，系统性的生态批评理论体系始终没有形成，研究视角依旧具有很大的拓展空间，而不应仅仅游移于不同的理论话语之中。

　　第一，环境、地方、空间的理论视角。空间无论是否在国家权力或资本意志之下被纳入供想象、观光、旅行的地理规划体系中，它自身就已以其物质性（同时也是异质性）在与其他的地方进行着对话；另一方面，地方和空间给予主体情感层次上的影响，关联着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特殊性，这都对生态批评的深入有重要意义。

　　第二，政治性、社会性视角。这是指生态批评与政治、历史、经济、教育的关联。在一般的文学研究中，这一块决定作品的意识形态与逻辑结构；在生态批评中，这是人类与环境之伦理的最外缘。

　　中国传统文艺与哲学思想中的生态因素同样是新时代生态批评理论发展的重要原动力。寓复古于开新，敞开历史、吸纳不同的理论资源，形成更高层次的理论激荡与建设，不断在不同的位置与场域内反思自身、理解自身，民族文学的生态批评研究一定会进一步发展，并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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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内蒙古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韩卓吾/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