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两种规划是互促互生的关系，不能相互替代；对母语和外语，既要协调系统内各部分的语言地位和资源配置，又要分别进行工具性和文化性两种功能规划，并避免将其对立，进行此消彼长的权衡。

　　语言舆情能集中地反映语言生活，是语言规划制定的基础和施行的检验。中高考语文、外语改革因同时关涉母语和外语教育，而在一段时间里成为语言舆情的焦点。据统计分析，有关舆情结构呈现一种“跷跷板”式偏向分布状态，即单纯英语立场或者语文（母语）立场占绝大多数，而两类教育问题并举的讨论很少，即便同时关涉两者，也多将其对立，进行零和关系分析。这说明社会对母语和外语教育的认识仍多停留在单一学科培养层面。这种片面的认知是导致有关教育目标不明、定位摇摆的主要原因。

　　联系教育规划进行语言规划

　　教育规划和语言规划有各自的体系和目标，但教育规划在确立其总目标时，还要对子目标及相关因素进行必要的区分，如在各种能力的培养中应包括学生语言能力的培养；语言规划应包括地位规划、本体规划和习得规划。语言习得，尤其是书面语能力主要是通过教育渠道获得的，相关规划同时也属于教育范畴；地位规划所确立的语言及其变体的地位和功能，本体规划对语言规范标准的推行，学校都是主要的途径。可见教育规划和语言规划应有相当的对应和对接，才能保证规划的效度。

　　现有的教育规划与语言规划是脱节的，通过对比考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以下简称《教育规划》）和《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工作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以下简称《语言规划》）可见一斑：《教育规划》由于没有把“能力培养”作为主体，培养对象语言文字能力的地位无从体现；《语言规划》尚未完全把习得规划与地位规划、本体规划配套和接续起来，如没有对母语和外语教育进行统一规划，也没有将其与各阶段、各类型的教育培养目标完全接榫。这种现状不利于“国家语言实力显著增强，国民语言能力明显提高”总目标的实现，而两种规划的脱节，成为目前关于语文和外语教育偏向讨论的根源。

　　语言规划这种内外不达的境况深层原因在于在国家发展战略中，“语言”因素作为组成部分的独立性尚未真正确立，进而导致《教育规划》中“语言教育”的缺失和语言规划的主体性不足。因此，应在国家安全、国家发展层面明确语言因素的地位和价值，形成真正的“语言战略”意识，并将语言规划的制定及实施与教育规划相联系。

　　建立语言规划层级体系

　　语言规划的主体除主要为国家外，还包括超国家组织（如欧盟）、地方政府、团体单位、家庭和个人等社会单元。因此语言规划要区分国家规划和个人规划，无论针对母语还是外语，都应致力于组织一个多层级系统。

　　语言规划层级体系，指国家语言规划的顶层设计要考虑到不同领域和层面的语言生活，使语言规划具有可选择特征；也指不同梯级的言语社区都具备与本社区生活更相契合的语言规划内容。例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不仅确立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定地位，也规定了方言、繁体字、异体字的使用域。同时，在其基础上，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还各有相关的执行条例及适合本地实际情况的地方性法规。

　　社区规划是语言规划层级体系建立的基础，即语言规划应基于不同的言语社区展开，根据现阶段社会语境提出语言规划观。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语言使用逐渐突破国家、民族界域，且社区化趋势日趋显著；在我国境内，一些新型言语社区逐渐形成，多语言社区与日增多，言语社区之间差异程度增大。这些变化促动了语言规划观的转变。

　　改变我国外语教育单一的现状、尽快提高语种能力，社区规划是一种有效途径。如新疆地区有八种跨境语言，如能因地制宜发展外语教育，不雷同于以英语教育为主的其他社区，既符合国家提高外语能力的发展战略，又能有效地提高社区成员的非母语能力。同样，强调英语教育的社区也应做差异规划。如在北京、上海等高度开放的国际化都市社区，英语的地位几近第二语言——有公认、确实的社会功能，有利于经济生活，一定程度上已成为一种交际语言。这与其他相对封闭的内陆社区迥异。北京市英语高考拟实行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等改革举措，使外语教育从强制性、统一化改为弹性大、可选择性，由社区语言交际需要自动调整成员的外语学习时机、目标和方式。

　　区分国家规划和个人规划

　　国家和个人是语言规划主体梯级的两端，个体语言规划的理念倾向和实践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家规划，但两者间有层级差异和规划性质差异，是非对应关系。尤其在外语方面，国民语言能力的总和不能作为评估国家语言实力的直接依据，个人语言规划和国家语言规划不可能完全重合：外语人才储备对于国家必不可少，国家对外语能力的需求几乎涉及所有的语种及其变体；对个体，外语能力不是必须获得的能力，并且个人语言习得的空间是有限的。

　　外语在国家和个人语言规划中有着不同的性质和功能。作为语言符号系统，外语是文化载体。对于语言操讲个体，外语是交际工具、能力及自身素质。从国家的立场分析，外语则既是工具、载体，也是内涵和外延都有所改变和扩大的能力和素质：作为工具，外语从交际工具扩能为国家安全工具，成为国家安全战略规划的构成因素；作为载体，外语从文化保存载体转为文化传播载体；作为能力和素质，外语程度体现公民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实力。这些方面不能置于同一层面并行分析。

　　国家语言规划与个体规划的不对应还在于对母语和外语的功能规划的差异，及规划动机大相径庭。语言规划可区分为工具性规划和文化性规划，以凸显语言不同的性质和功能。个人多为满足实际语言生活需要进行工具性规划，国家层面则需两种规划并行，并各有侧重。对英语的规划主要强调工具性，对母语的规划则应工具性和文化性并重。如2013年北京语文高考改革增加30分，即体现了语文的基础性和母语学科的重要地位。

　　语言的两种规划是互促互生的关系，不能相互替代；对母语和外语，既要协调系统内各部分的语言地位和资源配置，又要分别进行工具性和文化性两种功能规划，并避免将其对立，进行此消彼长的权衡。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