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马光荣，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财政金融学院；纪洋，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徐建炜，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内容提要：中国自1999开始的大学扩招，迅速而又剧烈地提高了高等教育劳动力的供给，但从年龄段上看，短时期内，扩招主要是增加了年轻劳动力当中的高教育供给。本文首先在年龄—教育双层嵌套CES模型框架下，分析了供给冲击对各年龄段教育溢价的影响机制。然后，我们利用1997-2009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和工具变量方法估算出，特定年龄段高教育劳动力的相对供给增加10%，将导致该年龄段的高等教育溢价下降4.1%。在样本研究期内，大学扩招主要降低了年轻劳动力的高等教育溢价，使26～30岁年轻劳动力的高等教育溢价下降了42%。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大学扩招的影响将会遍布所有年龄段的劳动力。我们预测，到2035年，高等教育溢价将因大学扩招累计降低42%。

　　关 键 词：大学扩招 教育溢价 收入差距 替代弹性

　　标题注释：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71403278、7130302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①。教育是决定收入的主要因素之一，因而纵观世界各国，居民收入差距的一个主要来源就是因受教育程度不同而产生的工资差距，这一工资差距也被称之为教育溢价(education premium)。在教育溢价当中，又以高等教育溢价(college premium)，即大学学历与大学以下学历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异，最为显著和引人注目。在中国，这也不例外，根据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的计算，1997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溢价是27%，而到2009年，则增加到了58%(见图1)。

图1 中国1997-2009年的高等教育溢价

　　数据来源：作者基于城镇住户调查数据计算。具体计算方式是：将适龄劳动力中的男性样本按照年份分为不同的子样本，仅保留“本科及以上”和“高中或中专”学历的个体。在每个年份的子样本中做回归，因变量为个体的对数工资，自变量为个体的年龄、学历哑变量(是否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学历哑变量对应的系数就是高等教育溢价。下文会对此进行更详细的说明。

　　教育溢价的高低，由劳动力市场上高教育和低教育劳动力的相对供给和相对需求这两方面所共同决定。对中国来说，从需求侧看，随着经济改革深入、对外开放水平提高以及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skill-biased technology)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劳动力市场上对高教育、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因而对教育溢价产生了很大的正向推动力(Yang，2005；徐舒，2010a)。从供给侧看，在2001年之前，每年高校毕业生人数长期保持在80万～90万左右。但是，1999年中国开启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高校扩招。高校毕业生人数自2002年起迅速蹿升，到2009年达到531万。由图2可见，高校毕业生人数与高中(含中专)毕业生未升学人数的比值，从1999年的0.3上升到了2009年的1.3。高校扩招极大程度地提高了高教育劳动力的相对供给，因而对教育溢价又产生了很大的下压力②。

图2 中国历年的高校毕业生人数、高中及中专毕业生中未升学人数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高中及中专毕业生中未升学人数=高中及中专毕业生人数-高等学校招生人数。

图3 高等教育溢价在年轻组与年长组的不同趋势

　　数据来源：作者基于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计算。与图2计算方法的不同之处在于，图3单独区分了年轻组(26～30岁)和老年组(46～50岁)两个年龄段的男性劳动力。

　　从图l可见，高校扩招第一届毕业生毕业之前(即2003年前)，我国高等教育溢价迅速上升，从27%增加到了50%；2003年之后，高等教育溢价仍在上升，但上升幅度变缓，仅从50%增加到58%。这显示，尽管高校扩招导致高教育劳动力相对供给大幅度增加，但是由于需求侧因素仍然较为强劲，因而供需两方面因素作用下，总体上高等教育溢价并没有出现明显下降。

　　图1仅揭示了高等教育总体溢价的变动趋势，而高校扩招主要提高了年轻劳动力中高教育者的比重，但并不会提高年长劳动力中高教育者的比重。因此，如果高教育年轻者和高教育年长者在工作效率上不是完全相互替代的③，那么高校扩招将主要影响年轻组群的高等教育溢价，但难以直接对年长组群的高等教育溢价产生直接影响。从图3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2003年之后，年轻组的高等教育溢价出现下降，但是年长组的高等教育溢价还在逐步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