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面临着社会转型发展期的社会结构性风险，由此造成的社会阶层固化引起的大学生就业的社会排斥，增加了大学生就业难度。针对大学生就业社会排斥风险，应该采取由多主体参与的综合性治理举措，发挥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营造市场公平竞争氛围，调动大学生的主体积极性，使就业促进政策和就业能力提升相互配合，克服社会结构性风险对大学生就业的社会排斥，提高大学生抵御就业风险的能力。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 风险社会 社会排斥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重点课题“大学生就业社会排斥与就业政策调整研究(11JYA00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大学生就业社会排斥及其社会支持体系研究(11YJA880115)”和江苏省教育规划办课题“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影响研究(C-c/2011/01/105)”。

　　风险社会理论是针对全球化进程中西方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提出来的，以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和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首先认识到在当代人类社会发生重大变迁过程中所要面临到的风险现实，并试图从风险的视角来反思和批判当下的社会发展方式。1986年乌尔里希·贝克首次使用“风险社会”的概念来描述当今充满风险的后工业社会，正式提出风险社会理论。他指出，“风险是一个表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有可预见性，从而控制尚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1]风险社会是相对于工业社会而言的，是现代化的一种后果，目前中国社会发展面临全面转型，由体制转轨与结构转型所造成的诸如贫富分化、社会公共安全、就业和腐败等社会风险问题正严重影响着中国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发展，因此必须更加正视与积极应对“风险社会”的来临。

　　一、社会结构性风险与大学生就业社会排斥

　　从本质上讲，社会结构性风险源于现代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在我国社会的转型过程当中，多种因素都可能引发社会风险，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来看，社会排斥强调的是社会连接的断裂，它指向一个社会中存在两种社会层次的危机：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的危机。社会流动是从动态的角度研究社会阶层结构，社会分层则是从静态的角度研究社会阶层结构，两者共同形成了社会结构性风险，由此造成的社会阶层固化所引起大学生就业的社会排斥，增加了大学生就业难度。

　　1.社会流动与大学生就业排斥

　　社会流动是指一定社会的社会成员个人或一个社会群体从一种社会地位或阶层向另一种社会地位或阶层的运动，其实质是社会财富、权力、社会地位以及社会声望在既定社会关系体系内和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的不断再分配[2]。美国社会学家特纳以美国和英国的社会精英筛选过程为典型案例，概括出两种社会流动方式：赞助性升迁流动与竞争性升迁流动。赞助性流动的特征是未来的精英由原来的精英及其代理人进行选择，精英地位的获得通过某些假定的个人品质和德行，而非个人的努力来实现。竞争性流动的特征是精英地位为公开竞争的目标，为保证公平，竞争是有规则的。精英地位的标准由社会建立和解释，并且为社会公众所识别和接受认可。赞助性流动往往造成社会流动的不畅，形成对特定社会阶层的社会排斥，少数人依靠社会阶层的优势获得赞助性流动的机会，就会破坏竞争性流动的公平规则，由此造成的社会排斥是不公正的。在大学生就业过程中，源于社会结构性因素造成的社会排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制度性排斥。受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影响，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已基本建立，但是在社会流动方面，受传统的身份管理制度的影响，社会流动渠道往往被一些硬性制度(如现行的户籍制度、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制度等)人为阻断。在大学生就业过程中，制度性分割增加了大学生在区域间与部门间的流动障碍和流动成本，形成制度性排斥。对大学生就业来说，户籍制度是大学生受到排斥的元根源，因为“从本质上看，户籍制度是一种社会屏障制度，即它将社会上一部分人屏蔽在分享社会资源之外，一些社会集团总是会通过一些程序，将获得某种资源和机会的可能性限定在具备某种资格的小群体内部”[3]。在京、沪、广、深等一线大城市，为解决本地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对外籍户口的大学生就有许多限制性条件，将其排斥在公平的就业竞争之外。户籍不仅是一种身份标志，更重要的是附着在户籍之上的城乡之间、地区间的收入差别以及社会福利等公共资源分配的不均衡。由此造成大学生在求职时倾向于行政级别较高和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这样就导致了一种只由农村向城市，只由小城市向大城市的单向流动，而这种单向流动既加重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引发许多经济发达地区的社会问题，也不利于农村及落后地区的社会发展[4]。

　　(2)市场性排斥。劳动力市场本应是一种要素市场，劳动报酬、职业稳定性、晋升机会等工作特征应由市场机制调节决定。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彼得·多林格尔和迈克尔·皮奥雷提出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该理论认为整个劳动力市场分割成两个非竞争性部门：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是指大公司和政府部门所提供的工作，主要特征是薪酬高，工作环境与条件好，培训与晋升机会较多并且福利制度也相对完善；而与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是由小企业、小公司提供的工作岗位，往往工资较低，流动性大，工作环境差，很少有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在我国经济转型发展中同样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二元市场分割。大学生作为高素质劳动力资源，必然会选择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等主要劳动力市场去就业。虽然在欠发达的西部与中部地区次要劳动力市场人才短缺，需求量也很大，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难以充分满足大学生对精神和物质生活的需求。这样就造成了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缺少流动。被分割了的劳动力市场、部门和所有制正在严重制约着我国大学毕业生在各劳动部门之间的自由流动。

　　2.社会分层与大学生就业排斥

　　社会分层指的是社会成员由于财富、权力、教育或特权等方面的差异而分为不同等级，在社会秩序中具有不同地位的现象。社会分层的尺度主要是权力、声望和财富，此外宗教、家庭、教育水平、职业等，也可以作为分层的尺度[5]。社会分层是影响大学生就业的重要因素，可以具体化为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分层，由于家庭社会地位和高校分层的影响，在大学生就业过程中存在着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双重排斥现象。

　　(1)社会资本排斥。根据布劳和邓肯的职业获得模型，先赋地位(以父母的地位为操作尺度)和自致地位(指个体经后天努力获得的角色地位，如教育和工作经历等)都对个人职业地位获得产生影响。研究表明，家庭背景中父母(特别是父亲)的职业地位与教育水平对子女的职业获得(首次工作或当前职业)具有显著性正向影响。在市场经济仍不发达的今天，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并非是一个纯粹的自由竞争过程，受制于多种社会性因素的影响，其中来自家庭的社会资本在大学生工作搜寻与工作获得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表明，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其子女职业继承性明显增强，调查数据表明，“干部子女的机会比常人高1.2倍”[6]。社会资本嵌入大学生就业过程表明，父辈的社会阶层特征及其教育水平决定了他们在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社会资源等方面的占有不同，进而直接影响子女就业机会的获得。

　　(2)人力资本排斥。依靠人力资本竞争获得就业机会的前提是人力资本的等价性。受高等教育重点发展战略的影响，我国高校分层现象严重，这样的一种分级现象在劳动经济学上称为统计性歧视，是指将一个群体的典型特征看做该群体中每一个个体所具有的特征，并利用这个群体的典型特征作为雇佣标准而产生的歧视[7]。统计性歧视在我国高校分层现象下具体表现为大学生就业过程中遭遇到学校档次歧视。这就造成了人力资本生产上的分层，在就业过程中出现针对特定层次高校的排斥，产生了基于高校分层的大学生就业人力资本排斥现象。例如在许多单位的招聘中就明确提出本科学历必须是“985工程大学”或“211工程大学”等限制性条件。用人单位看重学校的档次和名气，将一般普通高校的大学生排斥在就业机会之外，无形中降低了一般普通高校大学生人力资本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