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研究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诉诸马克思毕生研究的伟大成果《资本论》。《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是马克思主义的关于人类解放的“新世界观”。《资本论》在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及其政治经济学的双重批判中，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的特殊的运动规律，不仅反映和表达了我们时代的时代精神，而且塑造和引导了新的时代精神，因而《资本论》既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文明的活的灵魂”。

　　关 键 词：《资本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世界观

　　作者简介：孙正聿(1946- )，男，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4)01－0001－14

　　在当代阐释《资本论》的哲学思想，我们所面对的首要问题是：《资本论》是“运用”还是“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建、并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哲学，因此，研究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诉诸马克思“毕生研究”的“伟大成果”《资本论》。然而，在通常的理解和阐释中，却是以认定《资本论》是“马克思毕生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伟大成果”为前提，认为“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由于认定《资本论》是“运用”而不是“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长期以来，或者离开《资本论》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把《资本论》的哲学思想限定为如何“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其直接后果，不只是影响到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阐释，而且深刻地影响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与这种“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于《资本论》的思路不同，我们的总体思路是：《资本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因此，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资本论》的“互释”中，既阐释《资本论》的哲学思想，又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资本论》是关于人类解放的“新世界观”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各有一句不容回避的振聋发聩的论断。马克思说：“哲学家们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恩格斯说，马克思和他所创建的哲学“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这两个论断的令人警醒之处，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断言他们的哲学已经不再是“哲学”；这两个论断的振聋发聩之处，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对他们的哲学作出最为明确的指认：马克思说他们的哲学是“改变世界”，恩格斯说他们的哲学只是“世界观”。这两个论断告诉我们并要求我们，已经不再是“哲学”的“改变世界”的“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因此我们必须以“哲学革命”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以“哲学革命”去阐释《资本论》的哲学思想。离开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革命”的合理阐释，就无法合理地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资本论》的哲学思想。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不是一蹴而就的。1842年，马克思在提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的著名论断时，就对新哲学提出这样的期待：“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1843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明确地提出，理论的彻底性，在于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正是从这个“根本”出发，马克思对新哲学的使命又作出这样的概括：“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2]。“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把人从非人的存在中“解放”出来。这就是马克思为新哲学提出的使命。“解放何以可能”？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的灵魂”。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求索“解放何以可能”为主题，从“人的本质”和“异化劳动”去探索“解放的根据”。在这部“手稿”中，人的“解放”的根据是双重的：一方面，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类的特性”构成人的解放的“可能性”的根据；另一方面，人的“类的特性”的“异化”状态则是人的解放的“必要性”的根据。正是从人的“解放”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的双重根据出发，马克思深化了自己对“解放何以可能”的求索。

　　1845年春，马克思写出了被恩格斯称作“包含天才世界观萌芽的第一个宝贵文件”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2]54－57。这个“宝贵文件”凝聚着马克思对全部哲学史的高度概括性总结，熔铸着马克思对哲学自身的深切反思，表达了马克思对全部旧哲学的根本性批评，升华了马克思探索人类解放的理论成果，构成了以“实践”为核心范畴的对人的“解放”何以可能的理论回答。因此，以这份“宝贵文件”为标志的哲学史上的“实践转向”，也标志着把“解释世界”的旧哲学与“改变世界”的新哲学区别开来的马克思的“天才世界观萌芽”。

　　人们都承认，“实践”是这份“宝贵文件”的核心范畴；问题在于，对马克思来说，他把“实践”作为核心范畴所要回答的哲学问题是什么？在《提纲》的第一条中，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以往的全部哲学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不是从人的“实践”的“感性活动”去理解人对世界的关系，因而不能真实地理解人与世界的真实关系。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把“人的解放何以可能”的根据，从《手稿》中关于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类特性”，确认为人的“实践”活动。这在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在《提纲》的第二条中，马克思针对整个传统哲学、特别是整个西方近代哲学所思考和论争的根本性问题——思想的客观性问题——进一步地明确了“实践”范畴的意义。“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在《提纲》第三条中，马克思又针对关于“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的争论，明确地把“人”的存在的根据归结为“革命的实践”。在《提纲》的第八条中，马克思把上述思想凝结为一个根本性的论断：“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在《提纲》的第九、十两条中，马克思又把这种“实践转向”的根据诉诸实现这种“转向”的主体，即“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在《提纲》的最后一条即第十一条中，马克思以其“实践转向”为根据，把以往的旧哲学归结为“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把他所开拓的新的哲学道路归结为“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关于“改变世界”的“世界观”，在写于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醒目地强调研究的“出发点”问题，即“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79。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2]79就“现实的历史”而言，人已经从总体上实现了从“人的依赖关系”转化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因此，马克思的理论聚焦点，就是揭示这个“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所造成的人的“异化”状态及其为人类走出这种“异化”状态所提供的前提条件。正是基于对人的存在和发展的现实理解，在发表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提出的历史唯物论思想为基础，明确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294

　　马克思的思想历程表明，在马克思这里，人类解放是一个“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过程。“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2]87因此，“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75马克思对共产主义和“实践的唯物主义者”的这种阐释，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是至关重要的。实现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它是一个“否定性”的过程，即是一个“消灭现存状况”、“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的过程。把这个“否定性”的过程视为“解放”的“根据”，并从“否定性”的过程去理解“解放”的“根据”，这就是马克思的革命的、批判的辩证法。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把“哲学”对“世界何以可能”的追问变革为对“人类解放何以可能”的寻求，二是把对“人类解放何以可能”的寻求诉诸对人的历史活动的理解，三是把对“人类解放何以可能”的现实道路的寻求诉诸对“现实的历史”的研究，从而实现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与“革命的、批判的”的辩证法的统一。

　　追溯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思想历程，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为“构建”自己的“新世界观”，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把“真正的哲学”视为“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究竟是什么？把“现代哲学”的历史任务定位为“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那么，这个“非神圣形象”究竟是什么？人是如何在“非神圣形象”中构成“自我异化”、又如何挣脱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的？把人的“自我异化”的实质解释为“异化劳动”，那么，构成“异化劳动”的现实基础和真实内涵又是什么？把人与世界的关系归结为“实践”关系，那么，怎样从人的实践活动去理解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把人的“实践”首先理解为人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那么，“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如何构成“历史的发展规律”、特别是如何构成“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把人的解放的价值诉求定位为“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条件的一切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那么，实现这种价值诉求的现实根据和现实道路又是什么？正是对这些根本性问题的回答，构成了作为马克思“毕生研究”的“伟大成果”的《资本论》。

　　在《读〈资本论〉》这部著作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阿尔都塞提出，“如果认为整个马克思的哲学包含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几个短短的命题中，或者包含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否定的论述中，也就是包含在断裂的著作中，那么就严重误解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思想生长所必不可少的条件，而这种思想的成熟、界定和发展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我们这一世界观，首先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问世，经过了二十余年的潜伏时间，到《资本论》出版以后’”，因此，“我们可以读到马克思真正哲学的地方是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3]24这表明，不是《资本论》“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资本论》以研究“现实的历史”为实质内容“构建”了关于人类解放的“新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