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三种有机结合的形态,即思想形态、理论形态、应用形态。从形态学的视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必将辟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片新天地。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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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三种有机结合的形态,即思想形态、理论形态、应用形态。从形态学的视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必将辟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片新天地。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态
作者简介:邓剑秋,男,1938年生,湖南邵阳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学术顾问、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A8;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1X(2011)01-0005-07
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存在着各种思路,这些不同思路主要源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所不同。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指的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的过程,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主要指的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的结果。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各有着不同的内涵,但这两个概念又是一个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难把过程和结果加以分割。为了把两者的研究更好地统一起来,我在本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态的概念。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形成了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以把它细分为三种有机结合的形态,即思想形态、理论形态和应用形态。这三种形态表现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之中,也蕴含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之中。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部过程,还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全部成果,都蕴含在这三种形态之中。所谓思想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指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的思想原则、遵循的思想路径和运用的思想方法等;所谓理论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指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关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思想、理论和观点等;所谓应用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指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战略、策略、作风和方法等。
一、思想形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形态,主要是回答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以及沿着什么样的理论思维方向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因此,它主要揭示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历史进程及其基本规律和基本经验,简言之,就是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维逻辑。
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①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善于理论思维的杰出代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形态,蕴含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原则、思想路径和思想方法之中。这是中国当代思想史上的璀璨明珠。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原则,概括地说,就是坚持三个统一。首先是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普遍寓于特殊之中,一般寓于个别之中,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正是站在这一哲学认识论的高度,认为作为普遍真理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所需要的活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②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就是以这种辩证思维的睿智,思考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为此,他们带头并号召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做好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特殊国情结合起来这篇大文章。
其次是坚持继承性与发展性的统一。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思想里,继承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因为它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真理,而且这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也是天经地义的神圣责任。但是,他们又认为,这种继承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指导人们改天换地的力量和永葆生机的活力,就在于它随着时代、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他们正是基于这样的理性认识,庄严地指出,对于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要矢志不渝地坚持和继承,而为了解决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又必须勇于解放思想,进行理论创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毛泽东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③ 邓小平则指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④
再次是坚持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人类文化自古至今有着地域和民族之分,具有多样性的特征。一种先进的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交流与融合,一方面会使这种先进文化获得新的生长点并扩张其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将使本土文化因加进新的营养而得到改造和升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正是站在人类文化生长与发展的高度,认识到作为世界先进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只有根植于中华优秀文化的沃土之中,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真正成为中国人民的思想灵魂和精神家园。毛泽东明确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⑤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堪称既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又具有中华民族风格和气派的典范。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径,概括地说,就是以实事求是为主轴并不断扩充和延伸的思想路径。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探寻一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的途径,毛泽东提出实事求是,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江泽民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实践证明,正是这条一脉相承且不断发展延伸的思想路径,引导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胜利前进的航程。
毛泽东从对中国革命实践的体验中,从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中,并且以他自身的理论修养和哲学智慧,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径。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说过的一段话可以说是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路径的经典阐释。他说,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⑥ 十分清楚,实事求是就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人指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径。
邓小平作为毛泽东的学生和战友,不但忠实继承和坚定捍卫了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这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径,而且以超凡的睿智为这条思想路径增添了新的认识元素:解放思想。邓小平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⑦ 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径是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思想路径的继承和升华。
江泽民作为我们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沿着毛泽东、邓小平开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径继往开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径中又增添了新的认识元素:与时俱进。江泽民说:“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⑧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他明确地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新时期“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径的提出,是对毛泽东、邓小平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路径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方法,概括地说,就是辩证逻辑和历史主义的方法。首先是辩证逻辑方法。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作为我们党理论思维的杰出代表,都是非常注重辩证思维的理论家和政治家,都是辩证法的大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个理论成果,无一不是辩证思维的产物和结晶。一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既强调科学的抽象在认识上的重要作用,同时又十分注重把思维抽象上升到思维具体,从而更深刻地揭示出事物内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正是因为他们都在掌握大量实际材料的基础上,对他们生活的时代和社会的特殊本质,作出实事求是的抽象规定,进而再将抽象的规定上升为思维具体,形成了符合于时代实际的科学理论,从而为我们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基础。二是从一般过渡到个别。毛泽东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中十分娴熟地运用从一般到个别的哲学思想,创立和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邓小平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中同样也是采取的这种思想方法,他反复强调:“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⑨ 又说:“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⑩ 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同样是邓小平把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使认识的一般过渡到认识的个别的一个光辉范例。三是从理论转化到实践。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有从理论转化到实践,才具有真正的意义和生命。因此,重要的问题在于实现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只有充分发挥理论的实践功能,才能把理论蕴涵的能量完全释放出来。为此,他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都十分注重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转化为党的基本纲领、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从而去进一步指导全党进行新的实践。
其次是历史主义方法。唯物辩证法认为,相互联系是事物存在发展的基本形态。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进行理论思维时,首先要从联系的观点出发,辩证地看待历史,不能脱离历史,更不能割断历史。历史是现实一切活动的起点和依托。因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情、不同的具体历史任务结合起来,一定要把前人的一切理论思维活动的成果作为今天的人们进行理论创造活动的前提。必须对前人的理论思维成果作具体分析,通过具体分析来肯定和继承那些经过历史、实践检验过的,并且在今天仍然有价值和意义的内容,以此作为今天理论创新的起点,同时放弃那些由于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过时、失去作用的观点或结论,从而为今天理论的与时俱进扩展空间,对时代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新的回答,得出新的结论,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飞跃。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正是采取这种历史主义的思想方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沿着人类认识的正确轨道向前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