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关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研究正趋于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合理性和必然性，需要在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指导下，从近代以来中国发展道路的曲折探索中加以认识和把握。关于民族或国家矛盾与社会形态矛盾的关系、关于民族独立和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关于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是蕴涵在中国发展道路探索历程中的三个重要课题。认识到民族独立与现代化的一致性并以之构成现代化的前提，以及认识到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一致性，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探索发展道路过程中的两次理论自觉。社会形态的局部跨越与现代性的内在超越，构成中国发展道路的两个基本规定。

　　关 键 词：中国道路；社会形态；现代化

　　作者简介：吴波(1971-)，重庆邮电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理论创新基地研究员。

　　关于民族或国家矛盾和社会形态矛盾之间的关系、关于民族独立和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关于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是我们考察近代以来中国发展道路必须直面的重要课题。不依托关于这些课题的科学回答，就无从正确认识中国最终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一、民族或国家矛盾与社会形态矛盾

　　唯物史观提供的科学方法论在于，只有基于世界历史发展总的趋势，才能正确认识民族或国家间矛盾及其发展。将民族或国家之间的矛盾放置在一定性质的世界历史的条件下进行分析，是对这一科学方法的基本遵循。因此，只有从关于资本全球化的研究出发，才能深化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民族或国家之间矛盾关系的认识，并获取关于这一矛盾关系的科学判断。一般而言，社会形态矛盾与民族或国家矛盾本不属于同一序列的范畴，恰是资本全球化这一历史条件不仅使得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趋于复杂化，而且还使得社会形态矛盾附加于民族国家矛盾之上并相互交织在一起，由此形成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形态史研究中一个无法绕开的难题，正确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必须求助于对于资本全球化的深入了解。更为重要的是，资本全球化的深入剖析，是讨论近代中国民族矛盾和社会形态矛盾之间关系问题必须首先获取的前提性思想资源。离开这一思想资源，一切关涉近代以来中国道路的问题就可能完全以一种截然相反的回答出现。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对近代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矛盾的正确把握，还是对近代中国民族矛盾和社会形态矛盾之间关系的正确认识，都要基于对资本全球化的科学分析之上。

　　当马克思提出世界历史的概念时，资本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已经在全球逐步展开。深入剖析这一历史现象，我们会发现资本全球化具有逐利的自觉性与传播文明的不自觉性的双重特性。

　　资本全球化逐利的自觉性的一面主要体现在掠夺和榨取。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①他用辛辣的语言这样写道，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恰是这一切成为象征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的标志物。②对于西方资产阶级而言，殖民地的价值只是保障其销售市场和原料来源，促成资本主义国家大工业发展的重要手段而已。马克思鲜明揭示了这一点。在他看来，对于印度，英国的贵族只是想征服它，金融寡头只是想掠夺它，工业巨头们只是想通过廉价销售商品来压垮它。“英国的工业巨头们之所以愿意在印度修筑铁路，完全是为了要降低他们的工厂所需要的棉花和其他原料的价格。”③

　　资本全球化不自觉性的一面主要体现在传播先进的生产方式。这虽然不是资本善良的本性，然而，在这方面，它确实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同是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马克思指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一旦把机器应用于一个有铁有煤的国家的交通运输，你就无法阻止这个国家自己去制造这些机器了。”“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④显然，在马克思看来，帝国主义确实无意间担当起了文明的使者。

　　资本全球化自觉性的一面也可表述为殖民化的一面，不自觉性的一面也可表述为资本主义化。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殖民化主要表现为民族或国家之间的矛盾，而资本主义化则主要表现为社会形态之间的矛盾。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资本全球化而言，自觉性的一面是主要的方面还是不自觉性的一面是主要的方面，民族或国家矛盾和社会形态矛盾究竟何者为主要矛盾，这是当下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中需要深入思考的重大课题。因为，近些年来，有论者认为，资本主义当时是新兴的、进步的社会制度，而封建主义是死亡着的社会制度，早已腐败不堪一击。怎么能设想死亡着的封建主义能战胜新兴的、进步的资本主义呢？由此推及的结论是，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战争在形式上都是民族自卫的斗争，而在实质上，都是站在维护本民族封建传统的保守立场上，对世界资本主义历史趋势进行本能的反抗，是以落后对先进，保守对进步，封建闭关自守孤立的传统对世界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经济变革的抗拒。倘若将社会形态矛盾置于民族或国家矛盾之上，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强调以世界历史的眼光考察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方法值得倡导，但在对待中国和西方之间矛盾关系的认识上无疑片面化了。倘若从社会形态角度审视的话，西方国家与中国之间的矛盾确实反映出了先进社会形态和落后社会形态之间的矛盾。正如马克思所言，西方资本全球扩张所产生的一个历史现象是，“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⑤。但是，如果只强调西方社会形态的先进性就轻易地否定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斗争的正当性，就未免过于武断。其实，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论断。一方面，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社会形态矛盾是由民族或国家矛盾所引发的，近代中国所发生的中外战争，无一不是由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中国始终处于被动应战的状态。与民族国家之间矛盾相比较，社会形态之间矛盾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种“无意”的存在；另一方面，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民族矛盾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因由西方以文明的方式传播现代文明而引起的，每一次战争的爆发都是西方对东方侵略和掠夺所致。基于以上两点分析，就自觉性与不自觉性的关系而言，自觉性的一面无疑是主要的。具体而言，在资本全球化的过程中，西方对东方的掠夺和剥削是主要的方面。毛泽东在指出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⑥的同时一语道破了西方的目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⑦

　　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有十分明确的立场：“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⑧这里所涉及的并不是如何正确认识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关系的问题，而是如何正确使用历史尺度的问题。西方资本全球化促进近代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文明水平的提高的方面与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压制和排斥的方面相比，后者无疑居于主导性的方面，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既不能简单地把社会形态矛盾凌驾于民族或国家矛盾之上，更不能用社会形态的比较优势作为研究包括中国反侵略战争的正当性等问题在内的依据。需要进一步澄清的是，将反侵略战争说成是维护封建传统的保守立场，基于概念的偷换，即将因民族或国家矛盾引发的反侵略斗争性质的判定与社会形态之间矛盾混为一谈。其实，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并不直接地推导出反对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对现代化的拒斥，也并不必然地推导出对落后保守的封建主义的维护。从根本上而言，两者之间不仅不存在着对立的关系，而且恰恰相反，两者之间存在着一致性。因为只有先解决民族或国家之间矛盾，才有讨论解决社会形态之间矛盾问题的可能。在中国的先进分子那里，反帝和反封建始终是高度一致的，而且“不完成反帝国主义的任务，也不能完成反封建主义的任务”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东西方国家之间社会形态的矛盾不能消除和解决民族的矛盾，相反，东西方国家之间的社会形态矛盾的解决依赖于民族矛盾的解决，也可以说，民族矛盾的解决是调节东西方国家关系的杠杆。⑩

　　对于东方国家而言，将民族国家之间矛盾的解决作为第一要务，不仅不违反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恰恰是对这一规律的严格遵循。对于中国人民反抗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斗争，马克思从世界历史的高度出发始终对之予以高度的赞扬和称颂。马克思驳斥了殖民主义者所谓中国人民反抗外来势力不过是“野蛮民族的排外心理”的谬论。他指出，“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发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11)。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是“欧洲人的干涉，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所引起的现存政权的震动，白银的外流、外货输入所引起的经济平衡的破坏，等等。看起来很奇怪的是，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12)。他还认为，欧洲人民下一次的起义“在更大程度上恐怕要取决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决定于现存其他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决定于俄国的威胁及其带来的可能发生全欧战争的后果”(13)。在马克思看来，“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14)列宁秉持了相同的立场。他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大国的民族战争不仅是可能的和可能性很大，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进步的、革命的”(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