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式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现象，也是世界范围内的重要话题。从毛泽东的“中国化”，到邓小平的“中国特色”，指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根本途径和方向，也是我们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的基本范式。今天，进一步树立“中国特色”范式，是推动哲学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

　　关 键 词：中国特色；时代性；民族性；实践性；创新

　　作者简介：李景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哲学的命运与时代的发展密切相关。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最辉煌的一页。《哲学研究》于1978年复刊，第一期刊登了邓小平同志委托发表的三篇文章，吹响了在历史观上拨乱反正的号角。紧接着展开了关于物质利益问题的讨论。随后又在5月11日开始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马当先，万马奔腾。解放思想成为哲学各学科30年发展演变的最重要特征。1978年，哲学界召开过两次载入史册的会议，一次是中国哲学史学界召开的太原会议，一次是西方哲学史学界召开的芜湖会议。这两次会议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分析批判了前苏联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的定义等教条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实事求是成为哲学各学科一致认同的立场和态度。有了解放思想，有了实事求是，才有了科学的学术研究，才有了学术的真正繁荣与发展，才有了学术主体的学术自觉。改革开放的30年，不仅是对内解放思想，而且是对外开放的30年，是中国哲学界重新睁眼看世界的新阶段、新时期。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发展理念已经出现根本转变，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式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现象，也是世界范围内的重要话题。哲学观念的更新，哲学研究主题的转换，不同学科间的对话所出现的跨学科研究，将推动哲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新的发展时期，树立“中国特色”范式，对于推动哲学理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关于中国发展的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的新概念，贯通这三个概念的基本内核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毛泽东的“中国化”，到邓小平的“中国特色”，指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根本途径和方向，也是我们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的基本范式，树立“中国特色”范式，是推动哲学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

　　一、提出“中国特色”研究范式的意义

　　“中国特色”概念的提出有一个历史过程，有各种表述形式，最常用的经典表述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互趋近是科学的理论和合理的实践的固有要求，它既表征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征，也应是其他理论和学问演进的内在原则。就哲学来说，一个世纪前，当哲学作为学科建制在中国出现以来.就提出了如何对待外国哲学、如何对待中国哲学的问题。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艾思奇、毛泽东）明确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时，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先后提出了“中国的”与“在中国的”研究范式的区分。冯友兰曾以金岳霖为例指出，金岳霖的《论道》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的哲学”，而他的《知识论》和《逻辑》则是“在中国的哲学”。陈寅恪先生也提出搞中国学术“其真能在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些主张都体现了对当下中国的关怀。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提出“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的命题，目的是为了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毛泽东从端正马克思主义观的高度，提出要活的马克思主义，不要死的马克思主义；要香的马克思主义，不要臭的马克思主义；要具体的马克思主义，不要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其实质是说，学习外国的东西不应是对理论的消极的适应，尤其不能刻板的照搬，而要根据本国的条件活用其原则，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党的十五大报告对活的、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科学的界定，就是以革命和改革的具体实践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际运用，着眼于对现实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谈论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今实践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坚持社会主义，但一定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近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作为“十个结合”的第一条，是对上述论断的准确概括。如果说，“中国化”和“中国特色”在历史上主要理解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方针，这个命题在上个世纪末又被自觉地提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那么，自从国外学者提出“北京共识”、“中国模式”概念并被作为重要研究课题之后，立足于“中国特色”范式来从事理论研究，应该成为当今中国学者的自觉选择。

　　二、“中国特色”范式的时代内涵

　　提出“中国特色”研究范式，既是近代以来学术史的经验总结，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理论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根本的经验之一，就是昭示人们做时代的思考者。说马克思主义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这一点与实践的特性有关。生活实践是理论的本体，它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历史水平上，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不在于它能超越历史条件，而在于它总是伴随历史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每到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实践的发展都会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课题提到人们的面前。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①时代课题是着眼点、立足点，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在理论和时代的互动中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同时也发展马克思主义本身。

　　毛泽东多次指出，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说，列宁说的、做的，有许多东西超过了马克思，我们的实践也超过了马克思。他号召全党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不能照抄照搬，而要大胆创造。邓小平认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解决任何问题都不能脱离历史条件。马克思去世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些新的历史条件是马克思和列宁不可能预见到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时代的情况，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那种否认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时代，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他还多次讲过，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正是我们党对时代的新觉醒的产物。

　　时代是判定阶级、政党、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试金石。与时代的关系可以区分出不同理论的类型和结局。同样是面对民族危机，有的趋新，有的守旧，都与对历史时代的理解和把握有关。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能否与时俱进，是对一个政党、一个学者的最大考验。严复是中国引进西学第一人，他宣传进化论，打破了历史循环论；他批判了“中体西用论”，主张中国要进行全方位的改革；他率先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中国不变法则必亡！但到1915年，他却成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吹鼓手。维新派的头面人物康有为，在戊戌维新失败后，与时代潮流渐行渐远。李大钊说，时代不仁，演出新旧，戊戌时期的康有为，人们都嫌他太新，可是时代变了，能把他弄旧。章太炎是革命派中勇猛的骁将，早年他倡导“世道必进，后胜于今”。但后来如鲁迅所言，太炎先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

　　三、“中国特色”范式的民族内涵

　　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的发展，既具有时代性特征，又具有民族性特征。一般而言，自然科学及其成果更多地具有时代性和普适性，而哲学社会科学除了包含时代性特征而外，还更多地表现出民族特色。民族的主体性是民族文化历史演变“一以贯之”的中心，离开了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文化将失去生机和基础。文化的民族特性不是抽象的、先在的，而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地建构起来的。所以，时代性和民族性不是二元对立的。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是哲学社会科学不断发展的重要特征。

　　能否处理好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决定一种理论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命运。任何进步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都具有时代性和区域性特征，但就其传播过程来看，人们往往注意它的时代性和普适性，而忽视它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这是本本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冯友兰先生曾写过《别共殊》一文，提出向外国学习要区别共相和殊相，并认为特殊性的东西、民族性的东西是不可学的，也是学不到的；共性的东西是应该学的，也是能学到的。问题是如何科学地对待共性的东西，能否将共性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模仿过来？毛泽东认为，只有一般的理论，不联系中国的实际，打不倒敌人。只有应用于中国实际，创造出新的东西，才是有力的武器。所以，毛泽东提出的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古、今、中、外法，这四者的关系都直接与民族性有关。在毛泽东那里，“中国化”概念是基于实践的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是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一手伸向国外、一手伸向古代的古今中外综合创新的方法。

　　“中国特色”范式，不同于近代的“中体西用”模式，后者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学”上分中、西，又以中、西（国别或地域）分体、用，从根本上混淆了思维与存在、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实际上，“学”是指基本原理，在科学原理这个层面，中外是一样的。“中国特色”范式也不同于“中国本位”模式。如梁漱溟、叶青、陶希圣都在“中国本位”旗号下强调中国特殊性，他们所讲的“把握特殊性”的方法，是把特殊性绝对化，认为西欧社会发展是符合规律的，但中国演进不符合规律，中国是一般规律之外的特殊。他们提出中国特殊论，就是把普遍与特殊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目的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梁漱溟本人到延安后，与毛泽东长谈八次，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观点。陶希圣是坚持中国本位文化的主将，但他的人格却是分裂的，他一方面为蒋介石杜撰了《中国之命运》一书，一方面又干着损害民族利益的汉奸勾当。叶青也是把一般和特殊对立起来，他虽然无法否认一般规律，但又认为“一般之中有特殊”，“中国自己的道路是完全在一般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之外的”，企图用强调中国特殊性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并以此为资本，登上了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的宝座。“中国本位”论与清末的“中体西用”论、五四前后的“保存国粹”论是一脉相承的，都割裂了普遍性和特殊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关系。

　　“中国化”和“中国特色”范式的实质之一是结合论。所谓“结合论”是一般与个别的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科学理论与民族特色的结合。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提出“矛盾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问题，是辩证法的精髓”。毛泽东讲清了一般与个别、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既批判了绝对的“殊相说”，又批判了抽象的“共相说”。抽象共相说主张理在事外、理在事先，把普遍性的“理”变为脱离了特殊性的神化了的绝对，成为“全盘西化论”的哲学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