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凉州（今甘肃武威）在吐蕃重围下失陷。766年，甘州（今甘肃张掖）、肃州（今甘肃酒泉）相继被占，河西节度使步步西退至沙州（今甘肃敦煌）。历经十余年的固守，至唐德宗贞元二年（786），沙州城终因“粮械皆竭”而降于吐蕃。吐蕃占领河西四郡期间，挑选了一些有文化的汉族人为己服务。据赵璘《因话录》记载：“每得华人，其无所能者，便充所在役使，辄黥其面；粗有文艺者，则涅其臂，以候赞普之命。得华人补为吏者，则呼为舍人。”这些充任吐蕃舍人的汉族人，往往自称“破落官”。

　　相比一般人，这些“破落官”心理落差更大。他们被迫任职蕃中，不仅忍受着骨肉分离的辛酸和痛苦，还要承受内心深处屈膝二主的伦理拷问。他们写于这一时期的作品，无不充溢着故国之思和无尽的孤寂之情。

　　王锡，敦煌遗书中保存其作品三篇，分别是《大乘顿悟正理决序》和两篇《上赞普书》。其中《大乘顿悟正理决序》署名“河西观察判官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职位仅次于副使。吐蕃统治敦煌后，王锡作为汉僧摩诃衍的助手，赴逻娑（今西藏拉萨）参与了792—794年之间由吐蕃赞普主持的汉、印僧人的佛教顿渐大辩论，该文是王锡为辩法记录所作的序文。王锡成为摩诃衍的助手，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他曾经担任河西观察节度使判官，具有很好的公文写作能力；二是他精通佛法教义，能很好地理解论辩的义理，这在《大乘顿悟正理决序》中得到了充分印证。他的两篇《上赞普书》也充分展示了上述两点，当时他已是赞普身边的舍人。相对于前署“河西观察判官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王锡”来看，第一道书尾题“破落官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臣王锡”，第二道书首句“破落外臣锡言”。署名的变化，体现了王锡心态的变化。

　　在《大乘顿悟正理决序》中，他协助摩诃衍与印僧辩论，代表的是汉僧一方，因此理直气壮地署明在唐朝的职位；在《上赞普书》中，他作为败落的一方成了为赞普服务的臣子，因此自称“破落官”、“臣”、“破落外臣”，体现了内心的自卑情绪，但他在“破落官”、“破落外臣”后又署明唐朝职衔，可见他仍以唐人自居，也透露出他在吐蕃朝中是受到排挤的。文中吐蕃将相“异俗之囚何用哉？即请降丝纶以诛之”的敌视，是他在蕃庭的真实境遇。但他仍然不忘利用儒、释、道思想，劝谏赞普对待唐蕃关系应当“使乎往来，商贾交易，停其斥候，杜彼嫌疑”。文中运用对比手法，将赞普“弘菩萨之心，启慈悲之愿，精修六度，拯救四生”的慈悲，与“征战不歇，令非安业，父母兄弟，各在异所，道路既远，音信不接，目际天外，以溃肠断”的征战加以对比，在截然相反的行为中突出赞普所为是“人天有漏有为之福，非真福田”。作为吐蕃赞普身边的陷蕃人，王锡于困境中仍能从维护故国利益出发，竭尽所能为唐蕃和平而努力，是当时任职吐蕃王庭陷蕃汉人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