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景军，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王晨阳，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心理分析学系；张玉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内容提要】根据对深入访谈材料的分析，笔者认为，在不断高涨的个人主义思潮、急速扩延的私人交往空间以及独子家庭普遍化的相互作用下，中国男同性恋的身份公开与家本位意识形态发生的纠结反而变得更具张力。在一个对性少数人群排斥程度严重的社会，同性恋的身份公开与家本位意识形态的纠结折射出同性恋者和各自的家庭对社会歧视、社会边缘化、甚至有可能遭受迫害的极度恐惧。因而，中国同性恋社群仍然需要一个将性权利与公民权互相结合的政治化过程以及持续的反歧视努力。

　　【关 键 词】同性恋；出柜；身份认同；家本位

　　一、问题的提出

　　中文“出柜”之说法源于英文，有从藏有秘密的衣柜中走出来的意思。①当用来表达有关性别身份或性取向时，它特指同性恋、双性恋或跨性别者在私人交往空间或公共领域对他者披露自己性取向的行动。本文讨论的出柜问题指中国同性恋身份的公开与中国家本位的纠结。

　　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自我认同被视为出柜的起点。在从对自身性取向的困惑之中摆脱出来、建立自信、实现自我身份认同之后，对他者出柜的形式和目的一般有以下三种：一是私下的出柜，以亲朋好友为告知自身性取向的对象，在有限的人际关系内赢得他者理解；二是公开的出柜，在同事、同学、熟人的范围内终止对自身性取向的隐瞒，以期在更为宽广的人际网络中得到认可；三是基于政治考虑的出柜，通过大众媒体或重大公共事件将隐蔽的性取向公布于众，以作出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反歧视姿态(Plummer，1995：57-58)。这三种出柜形式，既标志着有层次的身份认同转变，也反映着试图公开性少数身份的人们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思考。

　　研究同性恋出柜的学术意义之一在于理解一种有可能变化的特殊身份认同，深化我们对一系列社会、文化以及法律问题的认识。一些西方学者从文化多样性的视角，对不同民族中同性恋身份认同的差异加以考证(Greene，1997)；另一些西方学者则把同性恋、双性恋或跨性别者出柜的问题放入身心健康的分析框架中进行剖析(Dempsey，1994)；还有一些西方学者以出柜问题为切入点，探讨法律环境的变化如何作用于性少数人群的生存状态(Halley，1988；Seidman，2001)。

　　在目前十分有限的相关中文文献中，一部分学者已注意到中国男同性恋出柜之艰难。王晴锋认为，中国男同性恋的普遍生存状态是认同而不出柜。对性少数身份有良好认同的男同性恋者仍然不愿意向周围的人透露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尤其不愿向父母出柜，因而许多男同性恋在形同虚设的婚姻状态中挣扎(王晴锋，2011)。富晓星在中国东北地区从事研究时也注意到，男同性恋普遍认为隐蔽的性取向等于压抑的个体欲望，但由于害怕公开身份会导致父母极度的失望或愤怒，因而家庭仍然是同性恋身份公开难以穿越的关口(富晓星，2012：171-174)。

　　对中国同性恋文化有深入研究的中国香港学者周华山认为，作为西方同性恋争取合法权利的一部分，“出柜”一词涵盖的基本理念扎根于西方特有的民权概念、言语文化、大都市的高度隐秘性以及个人主义话语中。但中国文化对个人的定义基础是家庭成员和社会成员，而不是个体。这要求研究者将中国同性恋的自我放在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复杂情境中解读。他认为，中国同性恋面临的主要问题乃是家长的不理解或排斥，而不是来自国家机器的迫害、就业单位的歧视或宗教信仰的压迫。他同时也承认，由于孝文化的特殊作用，中国家长因孩子的同性恋取向而感到难过必将导致后者自身的极大苦痛(Chou，2001：34-35)。

　　针对周华山提出的观点，魏伟表示部分赞同并提出一定程度的修正。在思辨和长期实地调查基础上，魏伟认为周华山对同性恋身份公开作出的定义过于简单机械。首先，魏伟认为同性恋身份的公开不是一目了然的过程，公开与不公开没有绝对的差异。身份的公开通常发生在不同的人际关系层面上，要经过阶段性努力和时间考验，而且有直接与不直接公开身份的区分。魏伟在研究中接触到的绝大多数访谈对象已在私人范围内和同性恋人群中公开了身份，但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出柜，因为他们尚未在公众面前曝光(魏伟，2007：88)。

　　虽然观点或关注点有所不同，周华山、魏伟以及其他学者的观察都说明，出柜在中国涉及特有的人伦问题，首当其冲的纠结是在多大的人际关系范围内公开身份(刘靖等，2011；佘文斌，2013；刘颋颋，2008；白璐等，2013；王晴锋，2013年；陈繁，2007)。尤其在是否告诉父母的问题上，身份纠结导致的精神挣扎为极致，表现之一即比较严重的自杀现象。据一项在长沙市完成的精神医学研究，诱发中国男同性恋自杀行为的首要危险因素源于出柜的决定和随之遭受的家庭排斥(庾泳，2010)。

　　为更清晰地梳理出柜与家庭的矛盾，本文作者将用家本位作为分析框架。由于中国文化中的家本位以对先辈孝敬为核心，以家庭血脉延绵为主要表现形式。虽然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当代中国文化中的家本位意识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性思潮的相互作用之下，男同性恋面临婚姻和生育选择的两难局面，而且越演越烈。一方面，社会期待男人作为孝子完成婚姻大事、养育下一代、扶养老人；另一方面，男同性恋处在一个经历全球化、市场经济及个人主义思潮冲击的欲望生活世界。曾在北京研究同性恋社群的美国学者罗丽莎(Lisa Rofel)将这一冲击的影响描述为“欲望生产”。她认为，时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清醒身份意识的同性恋在中国的大城市越来越多地出现；同性恋可以自由交往的社会空间激增，以同性恋酒吧和浴池的大量出现为明显标志。互联网的平民化也为同性恋生活增添了更多跨文化交流的条件。在波及其他社群的同时，新自由主义的财富观及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直接作用于同性恋者的情感和欲望(Rofel，2007：85-86)。

　　同时，人口迁移的自由使得大批身份为“外地人”的同性恋者出现在城市同性恋的朋友圈内；在法律层面，同性恋的非罪化保障了同性恋交往的人身自由。尤其由于对艾滋病问题的担心，国家防控艾滋病的愿望与同性恋渴望远离艾滋病的愿望不谋而合，出现了一个可以合作的机遇，由此涌现出大量以防治艾滋病为主要活动内容的民间组织。这些组织同时肩负着维权的责任，发挥着互助的功能，履行着反歧视的使命，因而成为了同性恋者的精神家园和社群整合的智囊机构。

　　上述社会变迁极大地改变了青年同性恋有关个人与社会、中国与世界、历史与现状的认知和话语。但在这一系列认知转变和话语建构过程中，家庭责任仍然占据中心位置。尤其在出柜与不出柜问题上，对家庭责任的考虑继续处在首位。所以，家本位意识形态如何深深地影响到中国男同性恋青年出柜愿望和行动的问题将作为本文的核心问题而提出讨论。在讨论中，本文高度关注老一代和新一代男同性恋之间的代际差异如何影响他们对出柜的态度和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