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跟大家简单谈谈我所理解的什么是“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以及它为什么受人诟病。

　　跟“分类”一样，“功能”也是一个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概念。

　　买家电时，我们会期望一台洗衣机有多种功能，以处理不同数量、材质、脏污程度的衣服。在医院看病，医生可能告诉你，你某一个器官的功能出现障碍，需要做手术来恢复或调整。而更多时候，我们谈论着功能却并不直接使用“功能”这个词，比如最近流行的一个表达：

　　“有什么卵用？”

　　其实，当人们在疑惑一个事物或一个行为有什么“卵用”的时候，往往就是在质疑：如果它并没有起到某种积极的功能/作用/效果，它又为什么要存在呢？

　　比如，自拍杆有什么（卵）用？看书有什么（卵）用？学音乐有什么（卵）用？宗教有什么（卵）用？

　　人类似乎从幼年起就对这类问题尤其关心。

　　据研究发现（Harris:2000），英国的小朋友长到四岁之后，会突然开始以每两分钟一个的超高频率向大人问各种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中，有四分之一是“为什么”的问题。

　　“为什么爸爸要长胡子？”

　　“为什么我要去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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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当我们稍微回想一下自己也曾困惑过的诸多“为什么”的问题，似乎确实有很多都是关于“存在”和“有用”。我们好像“从本性上”就不大能容忍一个不具任何功能的事物/行为的存在。即便是艺术，我们也努力声称它陶冶了我们的情操（同时对一些实在“莫名其妙”的现代艺术表示不能接受）。任何一个东西，似乎我们只有搞清它有什么用，才能为它的存在找到合法性。

　　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差不多就可以称作是一种“功能主义”。

　　在人类学的发展中（尤其是英国的传统），有许许多多的研究正是基于这样一个逻辑来展开的。例如，英国现代人类学的二位开山鼻祖：LSE（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马林诺斯基（Malinowski，1884-1942），和剑桥的拉德克里夫-布朗（Radcliff-Brwon, 1881-1955）。他们都被称为是“结构功能主义者”（structural-functionalists）。

　　之所以称他们是开山鼻祖，是因为他们抛弃了在他们之前的维多利亚时代人类学的种种弊端，创立了一套新的理论和方法论。

　　例如他们批评前人们将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定为风俗习惯的历史起源和演变（“进化”），但事实上这种建构却只沦为猜测和空想，找不到任何实际证据支撑。他们将人类学重新定义为一种“聚焦于当下”（present-centered）的研究，去研究在那些当下的非西方、非工业化社会中，许多看似“没什么卵用”的奇风异俗，实际上对社会的运行起到了什么合理的功能。

　　尤其是马林诺斯基，他的功能主义理论带着一种反对当时渐渐流行起来的种族主义、纳粹主义的色彩。他相信，地球上的任何社会，不论是大洋洲小岛上的还是非洲草原上的小型“原始”社会，都是由跟我们（西方人）一样的人类兄弟们组成，他们的社会设计并非“落后”、“愚昧”的，而是像西方工业社会一样，也是一个个合理的、整合的有机结构。

　　例如，马林诺斯基在《大西洋上的航海者》中描述了一种礼物交换习俗：大规模的特洛布里恩岛居民们，相互之间进行一种交换贝壳首饰的仪式。这种贝壳在外人看起来真的是毫不值钱，但当地人却为之花费巨大的心力和时间，将它看得无比重要，甚至愿意为之丧命。马老师在此试图回答的问题就是：这看起来真的是没什么卵用（缺乏“理性”到有些疯狂的地步）的交换仪式，对当地社会的运行竟起到了怎样一种重要的、合理的、不可或缺的功能。比如他发现，贝壳象征着社会地位，交换贝壳实际上是一种权力的博弈。

　　马林诺斯基通过自己长年的田野调查向西方世界宣布：“你们觉得没什么卵用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其实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