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以若干返乡新生代农民工打工生活史深度访谈资料为基础，运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借助生命历程理论中转变、轨迹和持续等概念和原理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的转变。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意愿抉择是与其家庭角色调适相伴随的决策过程，家庭角色在很大程度上锁定了他们最终的生活期望和社会归属。文章建议，应该正视新生代农民工逆城市化流动现象，在政策调整上做出有针对性的回应。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逆城市化流动；转变；生命历程

　　一、引言

　　自从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以来，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和城市融入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学界普遍认为，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之后就进城打工，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不熟悉，他们在生活期望上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而农村回不去，也不想回农村去，社会归属上新生代农民工处在城市和乡村双重边缘化的境地。调查显示，有50%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城市）打工地永久生活下去[1]，政策界认为，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问题是目前政策调整的紧迫需要[2]。这里的问题是，尚有40%新生代农民工不打算在（城市）打工地永久生活，他们是否处于城市留不下，农村回不去的漂泊状态？新生代农民工难道仅是单向的城市化流动？

　　在对湖南省H县Y镇返乡农民工的调查中，笔者遇到了一些已经返乡或不再打算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对他们个人生活史的深度访谈，笔者发现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在打工过程中会发生流动意愿的转变，有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心安理得的返乡了。他们这种“离城返乡”的逆城市化流动现象，与上述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普遍认识相矛盾。事实上，作为流动人口的农民工的流动呈现出在流入地定居、保持持续流动和向流出地回流的三维分化状态[3]，向流出地回流一直是中国流动人口的常态，新生代农民工也不例外。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的研究始于王春光，2002年他以一个具有代表性样本的调查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期望上和第一代农民工有很大的不同，他们还没有明确的行动选择，他们是彷徨于返回农村生活和定居城市社会之间[4]。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学界因失业农工回流现象进行了短暂关注，但新生代农民工的回流并未成为重点。此后，受制于城市化的研究导向，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一直以城市适应、融入为主要论题[5]。

　　有一些研究集中关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意愿，主要有两种：一是在城乡二元框架和代际比较的视野中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行为进行群体刻画，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乡之间处于进退两难的流动状态。比如，何绍辉对新生代农民工“扎根”与“归根”的双重困惑的心理状态进行的分析[6]；二是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意愿及其群体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的实证分析。较有代表性的如：黄庆玲从个体特征、家庭经济特征、在务工地工作、打工城市特征及来源地等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意愿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家庭经济条件和“属地就近”原则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意愿有重要影响[7]；张笑秋以个别流出地省份数据为基础，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呈现出多种流动意愿（保持流动、回乡创业、回乡务农与定居城市）并存但以定居城市为主的局面，不同流动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在人口学因素、家庭因素、务工经历、社区因素与心理因素方面具有不同特征[8]；景晓芬等人的研究发现，与生命历程相关的出生组效应、家庭所处的生命周期、性别因素与文化方面的适应等不同程度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意愿[9]。然而，新生代农民工的逆城市化流动现象一直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一般来说，群体的流动意愿可以从个体的生活期望和自我的社会归属两个维度来操作化的测量，当将这两个维度操作化时，往往会以城市和农村两分的是否问题来具体操作，这当然有利于我们对群体的社会特征进行定量的描述分析，也有利于进行群体间的比较。然而，这样做时往往会过滤掉生活期望和社会归属的动态性和流变性。如果我们将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较，可以得出他们在流动意愿上更倾向于城市，但是，从群体内部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意愿无疑是分化的，并且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正如上述第二种研究所发现的那样。如果再考虑到时空因素，其流动意愿有可能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发生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固定时空背景的实证研究中都不同程度的发现了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的年龄差异，只不过这一差异在以“主观意愿决定行为选择”的前提假设下，没有在统计概率的静态描述中突显出来。上述张笑秋的研究中就发现，具有进城定居愿望的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最低，而且未婚比较最高[10]；邱幼云等在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乡土情结时也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倾向于不返乡，但是打工时间长的新生代农民工则更倾向于返乡[11]；景晓芬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与返乡意愿进行研究时发现，倾向返乡的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31.7岁，倾向留城的平均年龄为27.8岁，也即年龄越大的农民工越倾向于返乡[12]；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意愿因年龄层级而呈现出分化。如果将这一静态的发现做动态地推演，我们逻辑上可以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意愿会因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从个体的角度来看，年龄的增长也意味着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即新生代农民工家庭角色的变化，正如有研究所发现的，不同年龄层级的农民工个体在打工过程中会随着一系列生命事件的发生不断地反思自身角色并重新进行角色定位，以在不断变化的时空条件下调整自己的行为[13]。这里的角色首先是家庭角色，也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可能也与个家庭角色的调适有很大关系。因此，对大多未婚其思维、心智正处不断变化和发展成熟过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的生活期望和社会归属很可能时空的变化而变化，从过程的、动态的视角考察其流动行为显得尤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