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大学生就业、生活和价值观追踪调查”2013年的调查数据，以精英理论为基础，分析了不同等级高校大学生在家庭背景、政治身份和就业状况等方面的差异，并从高等教育体系与精英再生产之间的关系入手加以解释。本文认为，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同时，高等院校出现分化，以“985”高校为代表的重点大学承担了精英教育和精英再生产的功能。高校扩招实际上改变了高等教育体系与精英阶层再生产的关系，进而可能转变中国未来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的模式。

　　关键词：高等教育 当代大学生 精英再生产

　　作者简介：田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一、问题的提出

　　按照马丁·特罗(Trow，1972；1973)对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划分，同龄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低于15%时属于精英教育阶段，在15%～50%属于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50%以上属于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20-24岁人口中大专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比例超过25%，25-29岁人口中大专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比例超过20%。可见，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高校扩招迅速地将中国的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推向大众化阶段。

　　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不仅仅是其社会功能从塑造社会精英向提高普通大众对社会变化的适应能力的转变，而且是教育机会均等的观念被普遍接受，不同地位的社会群体和阶层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从不平等走向公平(谢作栩，2001)。但中国在高考扩招之后，非但没有出现人们普遍感觉高等教育的公平性提高了，反而是越来越多的人感觉高等教育不公平程度在阶层间、地区间不断加深(李春玲，2010；钟云华、沈红，2009；陈廷柱，2004)。为什么高考扩招应该带来的公平效应反而使人们感觉高等教育变得更加不平等？那么真实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

　　造成人们感觉高等教育变得更加不平等可能是多方面的原因，既有可能是高等教育的制度设计问题，如招生制度不利于相对弱势的社会群体，也有可能是高等教育的利益相关者的原因，如高级行政管理人员、教师等。但无论是何种原因，高等教育不平等最直接、最重要的结果能够体现在高等教育的接受者——大学生群体上。通过对大学生群体的分析，可以最为直观地了解高等教育不平等的实际状况及其原因。本文试图结合精英主义理论，反思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变革，并使用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持的“当代大学生就业、生活和价值观调查项目”的调查数据分析高等教育体系与精英阶层再生产的关系。

　　二、文献梳理

　　对社会精英的研究是社会学研究的传统主题之一。从早期精英主义的代表人物莫斯卡、帕累托，到现代精英主义的米尔斯和布迪厄，精英始终与大众、民主、统治、阶级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在现代精英的形成过程中，高等教育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事实上，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除了德国)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高等教育体系，无论是通过公立大学还是通过私立大学来实现，其精英教育的基本功能是一致的。从精英大学里获得学历是通向精英阶层的关键，精英大学也成为确保中上社会阶层和社会上层的子女维系社会地位的筛选机制。

　　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民主化浪潮中，精英与大众的对立引发了高等教育领域剧烈的争论，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是否应该以塑造社会精英为目标、高等教育应当承担何种社会功能等问题(Trow，1973)。高等教育应该是精英化还是大众化的争论持续了几十年的时间，最终以高等教育的日渐普及和精英大学的持续存在打了个平手。本研究承袭了社会学关于精英研究的理论基础，力图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高等教育体系和精英再生产的关系。

　　(一)西方精英理论的主要脉络

　　精英(Elite)的概念最初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提出的，用来反对世袭的贵族制度，反对僵化的社会等级结构，强调个人能力而不是先赋身份是确定社会地位的决定性因素。早期精英主要是指在心智上具有超人一等能力的人，他们的存在对社会发展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后来精英的概念逐渐演化为社会中占据权势职位的小部分人，这小部分人掌握着大部分权力、财富和文化资源，能够操控社会大众并主导社会走向。虽然精英的概念最初是法国资产阶级为了打破贵族和神职人员霸权、争取民主权力而提出的，但在早期精英主义的代表人物莫斯卡、帕累托和米歇尔斯那里，“精英”这个词更多的是作为与“大众”相对应的词汇来使用。

　　莫斯卡(2002：97)是第一个试图深入分析精英的社会理论家。莫斯卡认为，社会无论如何总会出现两个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社会之所以会出现统治阶级，其原因主要是两点：第一，从组织治理结构来看，越大的组织越需要选择少数人以代表大众来管理，才能保持组织的效率。第二，精英本身在财富上和心智上具有超群的优势，并且超群的品质给他们带来不一般的声望。勒庞(2000：118-129)提出，大众是盲从的、非理性的，因而大众社会是一个需要领袖的社会。在莫斯卡的书中进而把领袖明确为统治阶级。莫斯卡还强调旧有统治阶级无法阻挡新生力量的成长，新生力量推翻旧有统治成为新的统治阶级。旧有统治阶级不想被推翻，只有两个解决方法：一是不断地从大众群体中招募最优秀的新生力量进入统治阶级；二是被新生力量吸纳和同化。

　　与莫斯卡新旧统治阶级更替的理论相比，帕累托(2003：63-77)更加明确地提出了“精英循环论”(circulation of elites)。他认为，任何人类社会都不可避免地出现精英群体的起落和循环。他也比较明确地提出了精英的概念：精英阶级应该从各个领域内招募那些取得非凡成就的个人。精英阶级并不等同于统治阶级，精英阶级中有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也有处于被统治地位的精英，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只是少部分人。而真正影响精英循环的关键是社会如何自发地确定哪些精英应该处于统治地位。总会有一些具有资格的精英没有处于统治地位，那么存在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具有资格的精英部分取代原有不具有资格的精英进行统治。另一种可能是原有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整体上被新的具有资格的精英所颠覆。精英循环实质上是具有统治资格的精英和不具有统治资格的精英之间关系的调整。如果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能够不断地吸纳新的具有资格的精英，并淘汰不具有资格的精英，则会维系他们的统治。反之，则有可能出现革命来颠覆整个统治阶级。无论是何种可能，精英循环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米歇尔斯(2002：325-343)重点描述的是政治现象或者说是政党民主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寡头统治现象。米歇尔斯认为在民主政治中，没有组织是无法想象的。有组织必然会出现领袖，其原因有三点：第一，从组织管理来看，组织必然需要选择代理人或者领导人，而当组织中出现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时，民主就会终结，出现寡头统治。第二，勒庞已经证明了大众具有与生俱来的弱点，其中就包括对组织中领袖的依赖，大众迫切地需要一个英雄般的领袖。第三，领袖天生的超群心智能力是他们掌控组织权力的基础。加之，人人都有追逐和掌控权力的天性，谁也不会轻易让出已经取得的权力。这样，在一个组织中，出现寡头统治就成为一个不可更改的铁律！米歇尔斯在精英循环上更倾向于赞同新老精英的交融，而非更替或者颠覆。

　　早期精英主义观点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为德国的纳粹主义独裁统治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纳粹主义也充分利用了勒庞所述说的大众非理性的一面。后续的研究者们也据此对精英主义导致民主的丧失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这些思想特别体现在精英与民主关系的讨论中。

　　拉斯韦尔和卡普兰(2012：186-191)认为即便是在民主社会，也存在精英和大众的区分。但即便是少数精英掌控的社会也可以确保民主的存在，关键是：一要在现有的精英群体中保持有效的竞争；二是大众可以监督精英们的表现，精英掌控的权力必须受到大众控制。而精英民主是确保西方社会稳定的关键。

　　曼海姆也思考了精英、大众和民主的关系(转引自关锋，2013)，他重新界定了大众社会，他认为大众社会是开放和民主的，精英在数量上和规模上均有所增加。依据个人取得成就的领域不同，曼海姆(2011：37-72)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精英类型：政治和组织精英、知识分子和艺术精英、道德和宗教精英，且认为这三种精英虽然是各自相对独立的，但也有可能是部分重合的。凯勒(Keller，1963：279)也从功能主义的视角认为精英不仅仅局限于政治精英，而且也应该包括其他领域内的精英。他认为，在现代工业社会，个人成就已经取代社会出身，是能否成为精英的首要原则，这就保证了精英资格不可能实现代际传递。从曼海姆和凯勒那里可以明显地看到社会学理论中功能主义学派的影响，因此，可以将这一时期精英主义理论称为“功能精英论”，以区别于早期把精英和大众对立起来的“分层精英论”。

　　功能精英论的主要观点是：(1)在现代社会中，不再存在一个单一的统治阶级或者精英群体，精英以个体的形式存在。精英群体是由在社会关键职能部门中占据最高职位的个人组成，各个领域内占据最高职位的人构成了该领域内的子精英群体。因此，社会精英是由不同领域内的子精英群体组成，并没有出现某一个子精英群体超越其他子精英群体的情况。(2)原则上讲，大众也有同等的机会成为精英。因为每个人能否成为精英主要取决于能否在相应的领域内取得优异的业绩和成就。个人成就取代了出身和财富，成为能否进入精英群体的关键。由于精英取得成就的领域不同，因此，子精英群体之间存在较多的异质性，存在着相互竞争的关系。但这种观点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大型企业的兴起，打破了原有的部门分割的社会结构，社会精英群体趋于一致，而受到后续研究者的反驳。

　　尽管米尔斯(2004：358-359)也认为在不同部门都存在着精英，而且由于部门在社会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大型经济、政治和军事组织中的头脑人物占据着权力的核心，这些部门的精英起到影响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但是他并不赞成子精英群体异质性和相互竞争的看法。恰恰相反，他认为由于大公司的兴起导致了权力的集中，三个核心部门的精英是一体的，他们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交织在一起，且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合作关系。米尔斯论证了权力精英出身的相似性，他们大部分出身于社会上层家庭。他尤其强调了私立的精英学校和大学在塑造权力精英群体过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米尔斯进一步认为现有精英集团同样可以吸纳新的精英群体成员，维系其统治地位，也就是精英招募(recruitment of elites)。而精英大学就是现有精英集团吸纳新成员进入上流社会的重要机构。通过私立精英学校和大学的选拔和训练，出身相似的权力精英的共性被加强了，他们形成了相似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他们之间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关系，甚至能够产生共同的阶级意识。私立精英学校和大学还在新旧精英融合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旧精英的子女在那些享有盛誉的私立精英学校和大学的社会化过程中习得了相似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规范，进而化解了新旧精英的冲突，融合为一体。

　　布迪厄(布迪厄，2004：454-482；布尔迪约、帕斯隆，2002：3-33)同样不认为掌握权力的精英群体之间存在着竞争，他关注的重点是精英的再生产机制。他在《国家精英》一书中，在分析教育机制的基础上，使用翔实的实证资料描绘了法国社会中国家精英的演进历程，进而提出了精英再生产(reproduction of elites)的观点。在他眼中，高等教育是既存的社会结构体系利用文凭的神圣性来实现其优势地位代际传递的系统工程，高等教育保证了精英阶层的子女能够优先、迅速地进入精英阶层，这就是精英再生产。

　　在对西方教育制度(主要是法国)的批判中，他始终认为教育最重要的功能是垄断符号暴力，将社会不平等的分层体系以中立、合法的面目灌输给学生，从而实现阶级之间权力关系的再生产。教育场域表面上具有相对独立的运作机制，但实际上是文化再生产和阶级权力关系再生产的工具，高等教育沦为了精英获得掠取权力资格的场域。通过教育场域，布迪厄揭露了西方社会中看似公平、实际上却是延续和再生产不平等的途径和机制。

　　米尔斯和布迪厄的共同点在于进一步梳理了精英与阶级之间的关系，他们都认为现代社会精英群体虽然出现了内部分化，但是仍拥有强大的内部凝聚力，统治阶级仍然是一个单一的精英群体，相似的出身、家庭背景和教育经历是权力精英们产生强大内部凝聚力的首要条件。米尔斯虽然没有提出精英再生产的结论，但他提出的精英招募实际上也是在论述既有精英阶层如何在通过精英大学实现精英再生产的同时，完成对新生精英群体的同化，从而维系既有的权力结构。而布迪厄则强调统治阶级如何利用自身优势通过教育机构实现权力传递，重点分析现有阶级权力关系和再生产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