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风险和应对机制课题组

　　同过去30多年相比，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由高速增长遗留的矛盾问题已累积到爆发阶段，而推进未来发展又将产生新的矛盾和问题。当新旧矛盾交织叠加在一起时，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面临的风险加大。我国传统意义上的战略期正在消失，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高风险窗口期。因此，必须给予高度重视，选择新战略以应对可能发生的风险。

　　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是向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让全国人民过上与发达国家居民一样的生活水平，同过去30多年相比，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我国内外部发展环境正在或将要发生转折性变化，并有可能对经济社会发展形成较大的风险冲击。这些风险冲击因素，既存在于国际也存在于国内，既存在于经济也存在于政治、社会、生态环境和军事等领域。

　　一、国际环境深刻变化给我国带来诸多高风险因素

　　从国际环境看，我国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国际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并给我国带来诸多不利的风险因素。

　　第一，当前世界供求结构正在进行深度调整，国际经济形势的复苏好转与我国的外需发生了明显偏离。需求方面，由于发达国家债务危机和财政巨额赤字，政府纷纷压缩公共需求，居民由于失业率居高不下、收入不景气、家庭消费疲软，不利于我国外需增加。供给方面，国际市场上出现了对中国制造业的供给替代效应。一方面，发达国家为应对金融危机以来的经济下行，推行“再工业化”，一些高端制造业回流，对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高端产品出口形成挤压和挑战：另一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借鉴我国经验，利用本国劳动力、土地、环境资源、汇率等低成本优势，大力发展服装、鞋帽、家电、家居、电子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并向发达国家大量出口，在全球低端制造产品市场上对我国形成了挤出效应。在国际市场产业成本迅速上升、人民币不断升值背景下，“中国制造”遇到了空前的“上压下挤”风险。

　　第二，国际经济治理结构正在发生新变化，如果应对失策，将会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目前，美国正在谋划“两洋战略”，极力推行“跨(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 TTIP)，以及服务贸易协定( TISA)和双边投资协定(BIT)，意在重构21世纪世界贸易新规则。在世界贸易新规则形成过程中，如果我国无法进一步采取互惠措施开放本国市场，而被动应对或应对失策，将会失去国际贸易新规则形成后的主动权。这对于一个贸易大国来说风险是很大的，如何应对将会面临诸多挑战。

　　第三，国际政治军事格局正在发生激剧变化，可能会导致我国地缘政治风险明显上升。一方面，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重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的大背景下，美国全球战略重点转向亚太。在军事上以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为支点，以西太平洋诸国的岛链为依托，利用太空优势，并结合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建立空、海立体作战体系，给中国进一步崛起施加战略压力：另一方面，在周边地区各国民族主义等多因素刺激下，我国与日本、菲律宾、越南、印尼、马来西亚、印度等因边界和岛屿争端，导致双边以及多边关系复杂化、紧张化、矛盾显形化。面对周边异常复杂危险的政治军事局势，稍有不慎，随时都会发生不测事件。

　　上述三大变化，使得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同过去30多年相比已经大相径庭，未来我国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的发展风险将大大提高，经济发展阻力也将大大增加。因此，再也不可能像以往那样一心一意去发展经济，而必须腾出相当一部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资源应对国际上不断变化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