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何春蕤，台湾“中央大学”英文系讲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女性主义、性别理论、性研究、全球治理、现代性、文化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透过典范更替作为一个理论框架，回顾“社会性/别”在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作为一个研究路数的发展路径和转折，分析影响社会性/别研究的多重脉络因素。“社会性/别”的理论出现固然是一次重要的知识典范更替，使得“社会与知识的性别构成”得以被凸显，然而最近20年“社会性”(sexuality)的快速理论发展也已经形成另一次重要的知识典范更替，使得“社会与知识的性构成”成为当代的重要知识生产进路。本文使用“社会性/别”作为主要概念，一方面是要标记中国台湾在此领域的宝贵历史经验和特殊理论洞见，另一方面则是要抗拒线性思考，希望同时关注社会性别、社会性、以及其他社会因素(如阶级、族群、年龄、身体等)的复杂关连。这些关连不但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而任何单一排他的关注都将形成严重的盲点，甚至现实的恶果。

　　【关 键 词】妇女研究；社会性别；社会性；性/别；典范更替；交会性

　　知识总是在一定的历史社会脉络里面对某些特定问题而设想出来的解决/解释。不同领域、不同方法、不同视角因此会产生不同的知识形式，而学术研究必然包含了对自身知识来源和状态的反思。对自己手里知识工具的历史脉络有所认识，方能觉悟自己的知识特质和局限。

　　在稳定而历史悠久的学术领域里，主导的知识体系以及相配搭的世界观往往构成了一个“理所当然”的知识状态，约束着亚流知识的成形和扩散。不过，任何知识体系也必然有其无力解释或根本熟视无睹的已存在或发展中的异状(anamoly)。当新的社会现实与竞逐、新的学术生产体制及其正规化的措施使得异状越来越凸显，主流知识体系遭遇解释危机，新的理论和解释有机会被尝试时，知识的典范革命便有可能发生。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Kuhn)因此以“典范更替”(paradigm shift)概念来说明过去从未想过的新视角和知识进路如何浮现，如何使既存的事物在新的典范之下形成不一样的认知，使新的观察和知识得以被看见而更进一步发展稳固新的典范②。当然，重点不是哪个知识或视角才正确，而是透过典范更替来反思我们想当然的知识是如何被特定视角和方法学生产出来的，我们所倚赖的思考框架如何阻碍了新视角、新知识的生产。

　　这篇文章的标题选用“社会性/别”(gender/sexuality)而非“社会性别”(gender)，正是要借着两者在二十世纪以来的历史转折，显示“社会性别”在1960年代后期开始的理论发展固然是一次重要的知识典范更替，使得“社会与知识的性别构成”得以被凸显，然而最近20年“社会性”(sexuality)③在全球学界的快速理论发展也已经形成另一次重要的知识典范更替，使得“社会与知识的性构成”成为当代的重要知识生产进路。本文使用“社会性/别”作为核心概念，一方面是要标记台湾在此领域的宝贵历史经验和特殊理论洞见④，另一方面则是要抗拒线性思考，希望同时关注社会性别、社会性、以及其他社会因素(如阶级、族群、年龄、身体等)的复杂关连。这些关连不但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任何单一排他的关注都将形成严重的盲点，甚至现实的恶果⑤。回顾“社会性/别”在美国和中国台湾作为一个研究路数的发展路径和转折，将可帮助我们参照那些形塑并影响这个领域的多重脉络因素。

　　这个领域的典范更替其实明显可见于英语相关辞义的转变与语词的密集使用(或被冷落)。二十世纪中期以前，gender完全没有今日的“社会性/别”含义，它只是语言文法中用来区分字词“种类”的概念，也就是分析语言如何指涉事物有其天生内在的特质从而反映了社会区别(不见得仅止于阴性阳性之分)；而十九世纪以来主要在生物学、性医学、心理学、人类学等领域使用的sex才是指涉(生理)“性别区分”的主要词语⑥。有研究者透过对1945年到2001年之间的期刊学术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从1950年代开始，sex和gender的出现场域、频率、和意义都有了明显的变化⑦，其中的转折关键被认定是性学家John Money对gen-der所赋予的新意义和用途。Money曾经说明把gender一词从文法领域引入性学领域，主要是为了描述那些外观上看起来是男或女但是性器官却天生暧昧因而无法实践其生理性别应有之“性别角色”(genderrole)的人⑧。在这里，gender指男性或女性在社会互动中应有的常规表现。不过，1950年代当时尚未兴起妇女运动，John Money的用法也只被一些心理学论文沿用在专业领域里描述那些“不符合性别刻板印象的个人(阴阳人、变性者、扮装者、同性恋、娘娘腔少年以及阳刚女孩)”⑨。换句话说，gender后来广泛为人所知的“社会性别”意义其实源自那些明显偏离性别规范的人，正是这些偏离的主体突出了社会性别对主体的形塑(失败)。

　　1960年代后期到1970年代，妇女运动兴起并蓬勃发展，gender越来越有了“社会性别”的含义，也越来越预设了性别不平等。妇女运动以sex discrimination(也就是“建基于生理性别的歧视”)强力批判女性所承受的歧视与限制，并且将John Money针对性别异类的gender概念转化，用来凸显社会文化的性别刻板印象对于生理女性的调教与规范如何压抑和限制了女性的人生选择和发展。1970年代末期到1980年代，随着学院内外女性主义学者的论述耕耘和理论发展，gender一词超越了原先主要出现的语言或医学心理领域，大量出现在读者群更宽广的人文社会领域期刊中，在意义上也专注于指涉那些“符合性别刻板印象的行为和选择”⑩，甚至后来在通俗论述中全面取代sex而成为标记性别差异的字眼。值得注意的是，当年Money在描述“性别角色”的含义时除了提到性别区分，也特别提到性别角色“包含了(但不仅限于)性(sexuality)，也就是情欲(eroticism)”(11)；然而后来女性主义引用gender来谈性别角色时却略过了性别角色与情欲之间的内在关连，只强调环境、社会、心理对男女心理和行为差异的影响。

　　此刻，性别不平等的认知框架已经成为女性主义有关社会性别的唯一思考可能。这个对“性”的漠视迟早在日益蓬勃发展的性文化中激化女性主义运动内部的矛盾对立，这也是后来“社会性”(sexuality)成为新显学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