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社会性别平权路径，经历从“解放女性”到“女性解放”的过程，与政治变革密切关联，但政治变革阶段性目标的实现并未从根本上撼动传统社会性别理念。历史文化制约、平权意识缺失、研究范式失衡深刻地影响着社会性别平权的发展。随着社会转型、社会综合发展及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社会性别平权的现实价值尤为突出。推动社会性别平权，有利于适应社会转型的新常态、体现发展标准的新思维、完善多元主体的新机制。反思中国的社会性别平权路径，通过调适权力关系、完善社会制度、优化公共政策和塑造主体意识，改善两性关系，以两性良性互动为基础来重构这一路径理应成为我们指向性选择。

　　关键词：社会性别平权 路径 社会制度 两性互动

　　作者简介：马英华（1970—），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副教授，从事女性学研究。

　　1995年9月4日，在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中国政府第一次公开向国际社会承诺，把男女平等作为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男女平等反对基于性别的偏见和歧视，追求两性之间权利、机会和发展结果的平等，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尺度。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分属于两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构成了社会性别，它与一定的社会制度相联系，体现着两性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社会性别平权即通过消除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制度性根源来实现两性平等。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制定二十周年之际，反思中国社会性别平权路径，是弘扬先进性别文化、促进两性和谐发展的需要。

　　一、社会性别平权路径的理性批判

　　中国社会性别平权运动启蒙于西方男女平等思想的传入，以妇女解放运动的形式展开，主要由试图改变中国传统社会的男性主导，是一场具有鲜明男性特色的解放女性运动。这场运动与政治变革相联系，从属于政治变革，服务于政治斗争。政治变革阶段性目标的实现并没有从根本上撼动传统社会性别理念，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理论想象而非现实。社会性别理论范畴所揭示的社会制度一直客观地存在，直至世纪之交，中国女性的社会性别意识才开始真正觉醒，社会性别平权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一）历史文化的制约

　　男权社会的存在，是世界各国社会性别平权面临的共同问题，但在中国这一问题尤为突出。受中国悠久的历史和丰厚文化积淀的影响，长期男权社会发展中所形成的男强女弱、男外女内、男尊女卑的性别文化观念，深深嵌入中华民族的肌理中。

　　首先是传统性别文化观念的制约。中国性别文化根植于农耕社会文化。《周易?序卦转》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在以体力劳动为基础的农耕社会形成的男女等级规定中，男刚女柔、男主女从等价值界定受到普遍认同，影响中国几千年，其文化稳定性极强，成为人们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式。虽然中国社会性别平权从倡导男女平等开始，试图通过政府赋予女性更多的权力来解决传统观念问题，力求向人们说明女性的被压迫和解放需求，但缺乏对男性主体平权意识的唤醒，使原本让社会整体受益的社会性别平权运动却表现为女性单一性别受益，结果使性别平权障碍重重。

　　其次是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影响。“作为性别权力关系，通常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强制的控制，一种是柔性的控制。”[1]与西方文化中男女两性的鲜明对立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中两性的对立并非显性。整体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鲜明特征，强调阴阳调和、阴阳互补，并由此形成男女互补、分工不同的印象。中国文化中的“孝”强调对母亲的尊重，局限于家庭范畴的“母权”的存在，淡化了人们在社会范畴的女权意识。在家国同构的儒家文化滋养下，中国女性温和、温顺、慈爱、自觉，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价值表现为女性自觉的行动。当男女平等观念已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时，在行动上人们仍然追求男强女弱和男外女内的家庭结构。甚至一些接受过高等教育、完全有能力自立于社会的女性，依然愿意且企盼回归家庭。坚强、勇敢、果断、理性等仍被视为男性气质，拥有这些气质的女性被定义为带有讽刺意味的“女汉子”。这些现象都是传统性别文化观念在当代的新表现，因具有隐蔽性更不容易被发现和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