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认识方式上，科学认识追求把握事物的普遍规律，其结果表现为“全称判断”的方式，即“所有的”、“一切的”事物如何如何。对于科学认识而言，规律的重要性盖过了特殊事物之间差别的意义。“水往低处流”的判断，有利于掌握水的特性，不论对于水的利用还是防灾减灾都是有益的，因而可以忽略它所流经的是深山峡谷或是辽阔平原。但人文社会科学则不同，对个体之间差异的认识往往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由于柏拉图思维模式的影响，长期以来，人文社会科学也追求普遍性的思维，追求做出全称判断。例如，“（所有）人性是善的”或“（所有）人性是恶的”判断。

　　然而，人与人之间天然就存在着差别。假如以自然科学的思维模式和全称判断来认识人文与社会对象，个体的差别都得被抹去。从学说史上看，这种状况表现在理性人与非理性人的假设中。理性主义断言人是理性的，而非理性主义则声称人是非理性的。于是有了两个对立的哲学前提，它们都宣称自己的判断是普遍性的。然而现实经验告诉我们，有的人在行为上表现为理性的，有的人则是非理性的。甚至对于同一个人而言，他有时是理性的，但有时又会失去理智，成为非理性的。俗语中所说的“一念之差”，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归根到底，这里所说的个体差异与普遍性之间的区别，就是“一与多”之间的区别。对“一”（普遍性）与对“多”（差异性）的分别追求，构成西方哲学的“现代”与“后现代”两个不同思想模式的分野。

　　现代西方哲学中主导性的做法，是取消个别性的差异，向自然科学思维那样追求普遍性。后期维特根斯坦的 “家族相似性”概念的提出，标志着这一长期以来统治着哲学的柏拉图模式开始被撕裂，“普遍性”不再是解释事物的联系的唯一选择。此外，“家族相似性”这一概念还使得原来具有必然性特征的“普遍性”概念，降格为只是具有偶然性的“相似性”，就像某些家族成员之间的相似和不相似并不是必然的一样。殊相与殊相之间的联系有了替代性的解释。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之所以被看作是后现代哲学的来源，此为其中的一个缘由。

　　与此相近，差异性的个体之间相互联系的方式，在罗尔斯的政治哲学那里获得了另一种解释。他提出了“重叠共识”的概念。按照这一解释，人们具有不同的哲学信念、文化观念等等，因此多样化的思想是现实存在的。但在人们需要共存的社会中，又有形成某种共识的必要。因此在上述观念差异的基础上，人们所形成的共识是“重叠的”。

　　到了西方后现代哲学那里，解释的天平向“差异”一方倾斜。在利奥塔看来，“现代性”的总的特征体现为以一种整全的、普遍的叙事来作为其他叙事的判定标准。利奥塔疾呼 “向整体性开战”，也就是向现代性的“元叙事”开战，“恢复差异的名声”，将知识的合法性从“普遍性”转向“差异性”。这是后现代在知识观上提出的挑战。借用语法上的用语，这一挑战正处于现在进行时。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知识论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