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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徒卢威先生这本书除了批判民粹主义的理论内容外，还对民粹派的经济政策提出了一些意见。虽然这些意见作者只是一笔带过，没有发挥，但我们还是不能不谈一谈，以免引起任何误解。

　　这些意见指出，自由派的即资产阶级的政策（P475)和民粹派的政策比较起来，是“合理的”、进步的、“明智的”等等[注：我们可以从中举几个典型的意见：“如果国家……不是想巩固大土地占有制而是想巩固小土地占有制，那么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不能追求无法实现的农民经济平等，而只能支持农民中有生命力的分子，使他们成为经济上殷实的农民。”（第240页）“我不能不认为，旨在使他们成为这种农民（即“经济上殷实的、适合于商品生产的农民”）的政策将是唯一明智的、进步的政策。”（第281页）“俄国应该从贫穷的资本主义国家变成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第250页）等等，而最后一句话是：“我们去向资本主义学习吧。”]。（P476)

　　显然，作者想把以现有关系为基础的两种政策加以对比。从这样一个意义上来看，他说得完全正确，他说，发展而不是阻碍资本主义的政策是“明智的”政策。所谓“明智”，当然不是因为它为资产阶级服务，使生产者更加受资产阶级支配[形形色色的“无知蠢汉”或“卖艺之徒”就试图作这样的解释]，而是因为它使资本主义关系变得尖锐而又单纯，从而启发唯一能够决定变革的人们的理智，松开他们的双手。

　　然而我们不能不指出，这个完全正确的论点，司徒卢威先生表述得很不成功，由于他特有的抽象性，他那种说法有时令人忍不住要对他说：让死人自己去埋葬自己的尸首吧。[106]在俄国从来也不缺乏这样的人，他们一心一意地要创造一些理论和纲领来反映我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来反映强大的资本“应当”击溃小资本并破坏其原始的宗法式的剥削方法。

　　假如作者在这个问题上也严格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要求，把叙述变成对实际过程的说明，揭露“明智”、“合理”和进步的政策的每种形式所掩盖着的阶级矛盾，那他会用另外的说法表达同样的见解，用另外的方法提出问题。他会把大改革以后雨后春笋般产生出来的自由主义的即资产阶级的理论和纲领同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资料作对比。从而他会根据俄国的实例来表明他在头几章中证明过的社会思想同经济发展的联系，而这个联系只有对俄国的资料进行唯物主义的分析才能彻底弄清楚。第二，他会表明民粹派是多么幼稚，因为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这样攻击资产阶级理论，好象这些理论只是一些错误的论断，而不代表一个强大阶级的利益（劝告这个阶级是愚蠢的，只有另一个阶级的巨大力量才能使它“信服”）。第三，他会表明究竟是哪一个阶级在我国决定“应当”和“进步”的问题，表明民粹派在那里议论“选择”哪一条“道路”是多么可笑。

　　民粹派先生们特别满意地抓住了司徒卢威先生的这些语句，幸灾乐祸地看着这些语句的表述不当怎样使各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扬茹尔先生）和农奴制的捍卫者（如戈洛文先生）有可能断章取义地抓住个别词句。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司徒卢威先生的哪些不当之处把这样的武器交给了敌人。

　　作者企图把民粹主义只是作为一个给祖国指错了道路[注：《评述》的作者指出了民粹主义的经济基础（第166-167页），但是，我们觉得他指出得还不够。]的理论来批判，因此没有清楚地说明他对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的态度。这里也许可以看出对这个政策是全盘否定，而不只是否定一半。因此必须把这一点谈一下。

　　清谈“祖国走另外道路”的可能性，这只是民粹主义的外衣。而其内容则是代表俄国小生产者即小资产者的利益和观点。因此，民粹主义者是理论上的雅努斯[107]，他一副面孔看着过去，另一副面孔看着未来，正象小生产者是实际（P477)生活中的雅努斯一样，他也是一副面孔看着过去，想巩固自己的小经济，不知道而且根本不想知道整个经济制度和必须考虑支配这个制度的阶级，另一副面孔则看着未来，仇视使他破产的资本主义。

　　由此可见，不加分析地把民粹派的全部纲领整个推翻是根本不对的。应该把它的反动方面和进步方面严格地区别开来。民粹主义是反动的，因为它提出的措施旨在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束缚在旧的生产方式上面，如禁止转让份地等等[注：司徒卢威先生说得非常正确：这些办法只能“实现西欧和俄国的某些土地占有者把雇农束缚在土地上的炽烈的幻想”（第279页）。]，因为民粹派想阻碍货币经济的发展，因为他们期待的不是局部的改善，而是通过“社会”、通过官僚代表的影响来改变道路（例如尤沙柯夫先生在1894年《俄国财富》第7期上曾谈到一位地方官拟定的共耕制草案，并对这个草案作了修改）。对民粹派纲领的这类条款当然必须无条件地反对。但民粹派纲领中还有另一些条款，如实行自治，使“人民”能自由而广泛地取得知识，用发放低利贷款、改良技术、调整销路等方法“振兴”“人民”经济（即小经济）等等，等等。这类一般民主的措施是进步的，这一点司徒卢威先生当然也完全承认。这些措施不会阻碍而会加速俄国经济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的发展，加速国内市场的形成，用改善劳动者的生活和提高其需要水平的方法来加速技术和机器工业的发展，加速和促进劳动者的独立思考和行动。

　　这里可能发生一个问题：谁更正确地和更好地指出了这类无疑合乎需要的措施呢，是民粹派还是也为技术进步费了很大气力并且博得司徒卢威先生的莫大好感的亚·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之（P478)流的政论家呢？我觉得，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不容置疑，民粹主义在这一方面是绝对地更可取的。斯克沃尔佐夫先生之流的措施对待整个小生产者阶级即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同《莫斯科新闻》的纲领对待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一样的。这些措施不是指望所有的人[注：当然是说指望所有那些能够取得技术进步的人。]，而只是指望受到长官器重的个别杰出人物。最后，这些措施极其粗暴，因为它们要对农民经济进行警察式的干涉。所有这些办法加在一起也没有给“农民经济的生产进步”提供任何重大的保证和机会。

　　民粹派在这一方面是无比正确地了解和代表了小生产者的利益的。马克思主义者屏弃他们纲领的一切反动部分之后，不仅应该接受其一般民主的条款，而且应该更确切、更深入、更进一步实现这些条款。这些改革在俄国实行得愈彻底，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提得愈高，俄国生活中（现在已经是）最重要的和基本的社会对立就会表现得愈尖锐，愈明朗。马克思主义者不但不象瓦·沃·先生所诽谤的那样，“正在切断民主主义的线”或潮流，恰恰相反，他们是想发展和加强这个潮流，想使它接近生活，想拾起这根被“社会”和“知识分子”抛弃的“线”[注：瓦·沃·先生在1894年《星期周报》第47期上写道：“在我国改革后的历史时期，社会关系在某些方面是与西欧接近的，具有政治斗争时代的积极民主主义和后来一个时期的社会冷淡主义。”我们在第1章曾竭力表明，这种“冷淡主义”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代表人物所出身的那个阶级的地位和利益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因为这个阶级除了从现代关系中得到一些坏处而外，还得到了一些远非无关紧要的好处。]。

　　不是抛弃这根“线”，相反地，要使这根“线”更加结实，——这个要求决不是从这些或那些“马克思主义者”的个人情绪中偶然产（P479)生的，而是由他们所要服务的那个阶级的地位和利益所必然地决定的，由他们的“学说”的根本要求必然地和无条件地规定的。由于很明显的原因，我不能在这里分析这个论点的第一部分，即说明“地位”和“利益”；而且在这里问题看来是不言自明的。我只想谈谈第二部分，也就是谈谈马克思主义学说对有关“被切断的线”的问题的看法。

　　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问题的提法应该和民粹派先生们的一贯提法有所不同。后者是从“现代科学和现代道德观念”的角度提出问题的；照他们说来，似乎这类改革的不能实现，没有什么深刻的、潜藏在生产关系本身中的原因，而只是由于情感粗暴方面的阻碍，如“理智的光芒”微弱等等，似乎俄国是一块白板，现在只是需要在上面正确地规划正确的道路而已。这样提出问题，当然使问题具有瓦·沃·先生所吹嘘的那种“纯洁”，这种“纯洁”实际上只是贵族女学生幻想中的“纯洁”，它使民粹派的论断变成了最适合于书斋谈话的材料。

　　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问题的提法应该完全不同[注：如果他们把自己的理论贯彻到底的话。我们已经一再讲过，司徒卢威先生的叙述所以不能令人满意，正是由于他没有十分严格地坚持这个理论。]。他们必须到生产关系中间去探求社会现象的根源，必须把这些现象归结为一定阶级的利益，因而应当把同样的愿望表述为某某社会成分的“愿望”，遭到其他某某成分和阶级反对的“愿望”。这样的提法就使人决不可能利用他们的“理论”来发表学究式的、超阶级的议论，来草拟某些保证取得“光辉成就”[注：尤沙柯夫先生语。]的方案和报告。这当然还只是把观点作了上述改变以后得到的间接好处，如果注意到（P480)当今的民粹主义正急转直下地堕入机会主义泥潭，那就会看到这个好处还是很大的。但问题是不仅有间接的好处。如果按照阶级对抗理论提出这些问题[为此当然需要“重新审查”俄国历史和现实的“事实”]，那么这些问题的答案就会表达出某些阶级的切身利益，这些答案就会被这些有关的阶级而且也只有被这些有关的阶级运用于实践[注：要这样“运用”，当然需要进行巨大的准备工作，而且这个工作按其实质来说是一种看不见的工作。达到这样的运用可能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我们将直截了当地声明：还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为祖国指出更好的道路。这和民粹派先生们“自我陶醉的乐观主义”正好相反，他们担保说，力量是有的，现在需要的只是劝导这些力量“离开错误的道路”。]，这些答案就会象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所绝妙地形容的那样，冲出“知识分子的狭小书斋”，奔向最发达最单纯的生产关系的参加者，奔向最强烈地反映出“线被切断”和“需要”“理想”（因为没有理想，他们就会很糟）的人们。这样的提法就会给赋税、身分证、迁徙、乡公所等等老问题吹进新的生气，因为我们的“社会”对这些问题讨论了又讨论，咀嚼了又咀嚼，决定了又决定，现在对它们丝毫也不感兴趣了。

　　总之，无论我们怎样处理问题，无论是分析在俄国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体系的内容和这个体系的各种形式（从这些形式的历史联系方面，从这些形式和劳动者的利益的关系方面），还是分析“线被切断”和“切断”的原因的问题，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我们所处的时代向“与生活分开的劳动”提出的历史任务具有伟大的意义，这个阶级的思想具有普遍的意义。

　　载于1895年圣彼得堡出版的《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材料》文集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版第5版第1卷第347—534页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