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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徒卢威先生在第6章第8节中叙述了自己对私有经济的看法。他十分正确地指出这个经济所采取的形式同农民的破产有密（P464）切的和直接的联系。破产农民出“高得吓人的租价”也不能使地主“动心”了，因此，地主开始采用雇农劳动。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从整理了地方自治局关于地主经济的统计资料的拉斯波平的文章中，从指出了扩大经济耕地的“迫不得已的”性质的地方自治局日常统计出版物中作了摘录。民粹派先生们喜欢用农业资本主义是“未来的事”、是一种“可能性”的议论来掩饰农业资本主义现在占统治的事实，为了回答这些先生们，作者确切地列举了现实情况。

　　我们在这里要谈的只是作者对这个现象的估价。作者说，这是“私有经济中的进步潮流”（第244页），这种潮流是由“经济演进的确定不移的逻辑”造成的（第240页）。我们担心：这些十分正确的论点，由于很抽象，不熟悉马克思主义的读者将难以理解；如果不明确指出某某经济制度和某某阶级对立形式的更替，读者就不会了解为什么这种潮流是“进步的”（当然是从马克思主义者提出问题时必须采用的观点来看，即从一定阶级的观点来看），正在发生的演进的“确定不移性”究竟表现在哪里。因此，我们来把这种更替叙述一下（即使是极其概括的），以与民粹派对这个过程的描述作个对比。

　　民粹主义者把雇用雇农的经济的发展过程描述成由“独立的”农民经济向不自由的农民经济的过渡，因此，自然也就认为这是退步、衰落等等。这样描述过程事实上是完全不正确的，是根本不符合现实的，因此得出的结论也是荒谬的。民粹主义者这样乐观（对过去和现在）地描述情况，不过是回避连民粹派著作界也已确认的事实，而转向空想和可能性。

　　我们拿改革前的农奴制经济为出发点。

　　那时生产关系的基本内容是这样的：地主把土地、建筑用的木（P465）材，总之是每个农户所需的生产资料（有时甚至生活资料）交给农民，让农民自己养活自己，同时强迫农民用全部剩余时间给他做工，服徭役。我强调“全部剩余时间”，是为了指出在这种制度下根本谈不上农民的“独立”[注：我谈的只是经济方面。]。地主“供给”农民的“份地”不过是一种实物工资，完全是用来使农民受地主剥削，“供给”地主劳动力，从来不是用来真正保证农民本人生活的[注：因此，援引农奴制的“分地”来证明生产资料“历来”属于生产者，——这是弥天大谎。]。

　　但是后来商品经济侵入了。地主开始为出卖而不是为自己食用而生产粮食。于是农民的劳动受到更厉害的剥削，随后，份地制度也难以实行，因为再分出一些份地给年轻一代的农民，对地主已经不利，同时又出现了用货币支付的可能。现在，更便利的是把农民的土地和地主的土地永远分开（特别是趁机割去一部分份地并取得“公道的”赎金），使用同样的农民的劳动，这些农民由于物质条件较差而不得不和以前当家奴的农民、“有赐地的农民”[104]、生活较有保证的前国家农民和皇族农民等等进行竞争。

　　农奴制度在崩溃。

　　已经指望市场（这一点特别重要）的经济制度在改变，但不是一下子就改变的。除旧的特点和“原则”外，还加上新的特点和“原则”。这些新的特点就是：成为赚钱的基础的已经不是向农民供应生产资料，而相反的是农民“失去”生产资料，是他们需要货币；成为基础的已经不是自然经济，不是实物形态的“劳务”交换（地主给农民土地，而农民给地主剩余劳动产品，即粮食、麻布等等），而是商品的、货币的“自由”（P466）契约。正是这种兼有新旧特点的经济形式在改革后开始在俄国占统治地位。除了贷地换取劳动（如耕种割地）的古老方式外，还有“冬季雇工”的方式：贷款换取劳动（在农民特别需要钱而非常贱地出卖自己劳动的时候），贷粮换取工役等等。可见，过去“世袭领地”中的社会经济关系已成为最常见的高利贷交易，这种盘剥同包买主对手工业者的盘剥是十分类似的。

　　无可争辩，正是这种经济成了改革后的典型，我国民粹派著作界也出色地描写过这种特别讨厌的赚钱形式，这种形式同农奴制的传统和关系相结合，使得被自己的“份地”束缚住的农民毫无办法。

　　但是，民粹派一直不想了解这些关系的经济基础究竟是什么？

　　这里统治的基础已经不象旧时那样仅仅是占有土地，而且还占有农民所需要的货币（货币则是商品经济所组织起来的社会劳动的产品），以及农民“失去”谋生手段。显然，这是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关系。“新的”特点不是别的，正是资本统治农业的初级形式，它还没有摆脱“旧贵族”的羁绊，它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阶级对立，但还没有使这种对立固定下来。

　　后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初级形式的资本统治的基础就日益消失，因为现在已经达到顶点的农民破产意味着农民丧失自己的农具（农奴制和盘剥制劳动形式就是建立在农民拥有自己的农具的基础上的），从而迫使地主使用自己的农具，迫使农民变成雇农。

　　至于这个过渡是在改革后的俄国开始的，这又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这个事实表明了民粹派纯粹形而上学地（不顾与过去的联系，不顾发展趋势）加以考察的盘剥形式的趋向；这个事（P467）实表明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表明了我国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阶级对立的进一步发展，在前一个时期，这种对立表现为“盘剥者”同农民的关系，而现在则开始表现为合理经营的老板同雇农和日工的关系。

　　正是后一演变使民粹主义者悲观失望，惊惶万状，大叫“土地被剥夺了”、“独立性丧失了”、“资本主义确立了”、资本主义的灾难“逼近”了等等。

　　不偏不倚地把这些论断考察一下，那么第一，你们就会看出这些论断是撒谎（虽然是善意的），因为在这种雇用雇农的经济产生以前，农民并不是“独立”的，而是用另一种形式把剩余产品交给不参加生产剩余产品的人。第二，你们就会看出民粹派的抗议由于很表面很肤浅而变成了（照司徒卢威先生的中肯说法）庸俗的社会主义。为什么认为这种“确立”只存在于第二种形式中而不存在于两种形式中呢？为什么不去反对使生产资料集中在“私人土地占有者”手里的基本历史事实，而只去反对运用这种垄断的方式之一呢？为什么认为祸害的根源不是到处使劳动受货币持有者支配的生产关系，而只是在这些关系的最后一种形式中表现得特别突出的分配不均呢？站在资本主义关系的基础上反对资本主义，——正是这一基本情况使民粹派成为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这种思想家害怕的不是资产阶级性，而只是资产阶级性的加深，其实只有这种加深才会引起根本的变化。（P468）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