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司徒卢威先生批评尼古·—逊先生时，重点是批评“这位俄国政治经济学家完全不懂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和国家的学说”，这是十分正确的。我没有克里文柯先生那样的胆量，只根据司徒卢威先生这篇短评（共4栏）就来评判他的观点体系（他的其他文章我不知道）；我也不能不指出，我所赞同的不是他所说的一切论点，因此我不能为他的全篇文章辩护，而只能为他的某些基本论点辩护。但无论如何，他对上述情况的估计是很正确的：不了解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阶级斗争，确实是尼古·—逊先生的根本错误。只要把这一错误纠正，甚至从他的理论见解和研究中也必然得出社会民主主义的结论。忽略阶级斗争确实证明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这对尼古·—逊先生尤其不应宽恕，因为他总想把自己装成马克思原则的严格的崇拜者。一个即使稍微熟悉马克思的人，能够否认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全部观点体系的重心吗？

　　尼古·—逊先生当然可以把这条排除在外来接受马克思理论，例如，他可以借口这条不符合俄国的历史和现实，但要知道，那样一来，就首先谈不上马克思的理论能说明我国制度，甚至无法谈这个理论和资本主义，因为那就得改造这个理论，另外创造一个没有对抗关系和阶级斗争的资本主义的概念。不管怎么样，本来应当十分详细地说明这一点，应当解释清楚为什么作者谈到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方面而不愿（P286）谈到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方面。可是，尼古·—逊先生根本没有打算这样做。

　　所以，司徒卢威先生十分公正地得出结论说，尼古·—逊先生由于不懂阶级斗争而成了空想主义者，因为忽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从而就会忽视这个社会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全部实际内容，就会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而不可避免地沉溺在天真的幻想之中。他由于不懂阶级斗争而成了反动分子，因为向“社会”和“国家”呼吁，也就是说，向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呼吁，只能使社会主义者走入迷途，把无产阶级最凶恶的敌人当作同盟者，只能阻碍工人的解放斗争，而不会促使这个斗争更加有力，更为明朗，更有组织。

　　　　　　　　　　　　　　　　　　　　　　　　　　　　　　　　　——

　　既然这里已经谈起司徒卢威先生的文章，也就不能不说到尼古·—逊先生发表在《俄国财富》第6期上的答复[注：看来，尼古·—逊先生极力用他在《俄国财富》上的文章来证明他同小市民激进主义的距离根本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远，他也能看出农民资产阶级的增长（第6期第118页——改良农具、磷钙粉等等在“农民”中间的推广）标志着“农民自己〈即大批被剥夺的农民吗？〉懂得必须摆脱他们现在的处境”。]。

　　尼古·—逊先生引用工厂工人数目增长缓慢，落后于人口增长的资料时说：“原来我国的资本主义不仅不执行它的‘历史使命’，反而使本身的发展受到限制。由此也可以看出，那些‘为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过去和现在的发展道路’的人们是万分正确的。”（这还是一个承认俄国走的是同一条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写的！）尼古·—逊先生认为不执行这一“历史使命”的证明是：“敌视村社的经济潮流（P287）（即资本主义）破坏着村社生存的基础，却没有产生象在西欧那样突出的和在北美已开始特别有力地表现出来的联合作用。”

　　换句话说，我们在这里遇见的是著名的瓦·沃·先生所发明的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官场论据，他是用一个部吏处理“把资本主义推行到人民生活中去”这一国务问题时的观点，来看待资本主义的：如果它执行“使命”就准，它不执行“使命”就“不准”。且不去说这种机智的议论的其他一切妙处，就拿资本主义“使命”来说，瓦·沃·先生也了解（看来，尼古·—逊先生的了解也一样）得极不正确，极其狭隘，不成样子；当然，这些先生又毫不客气地把自己这种狭隘的了解加在社会民主党人的身上：可以象诽谤死人一样诽谤他们，反正不准他们在合法的报刊上讲话！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进步的革命的作用在于它使劳动社会化，同时通过这一过程本身的机制“把工人阶级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训练他们去进行斗争，组织他们“反抗”，把他们联合起来去“剥夺剥夺者”，夺取政权，并把生产资料从“少数掠夺者”手中夺来交给全社会。（《资本论》第650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1—832页。——编者注]

　　这就是马克思的说法。

　　这里当然没有谈到“工厂工人数目”，这里说的是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显然，这些标准同“工厂工人数目”毫无共同之点。

　　可是，我国那些独特地解释马克思学说的人却把这点曲解成这样：仿佛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社会化不过是使工厂工人在一个场所做工，因而资本主义的进步作用的大小是以……工厂工人数目来衡量的！！！工厂工人数目增加，就是资本主义在真正起进步（P288）作用；工厂工人数目减少，就是它“执行自己的历史使命很差”（尼古·—逊先生论文第103页），而“知识分子”就应该“为自己祖国寻找另外的道路”。

　　于是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就着手寻找“另外的道路”。他们找来找去已经找了几十年，找到了另外的道路，他们拼命证明[注：这些证据所以毫无作用，并不是因为它们不符合事实（人民破产，贫困和饥饿确实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伴侣），而是因为这些证据用得不当。“社会”么，——它甚至在民主主义的掩盖下维护富豪的利益，而富豪当然是不会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府”么……——我可以引证一位论敌即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一段评语。他有一次写道，尽管我们对我国政府的纲领知道得很少，可是我们终究知道一些，我们深信“劳动社会化”是不包括在他们的纲领中的。]资本主义是“不正常的”发展，因为它引起失业和危机。我们在1880年果然遇到了危机，在1893年又遇到一次：是离开这条道路的时候了，因为我们的情况显然不妙。

　　而俄国资产阶级却“边听边吃”[76]：的确情况“不妙”，已不能得到骇人听闻的利润了；于是他们随声附和自由派和激进派，极力利用闲置的和更便宜的资本去修筑新的铁路。“我们”的情况不妙，因为“我们”在老地方已把人民抢得精光，只好转向不能象商业资本那样发财致富的产业资本：“我们”要到欧俄东部和北部边疆地区去，那里还可能进行“原始积累”，提供百分之数百的利润，那里农民的资本主义分化还远未完成。知识分子看到这一切，于是不断地威胁说，“我们”又会遭到破产。新的破产果然来了。大量小资本家被大资本家打垮，大量农民从日益为资产阶级所掌握的农业中被排挤出去；贫困、失业、饥饿的苦海扩大到无边无际，——于是“知识分子”心安理得地援引自己的预言，又来埋怨道（P289）路不正确，证明俄国资本主义由于缺乏国外市场而不稳固。

　　而俄国资产阶级却“边听边吃”。当“知识分子”在寻找新道路时，他们已在大规模地修筑通往自己殖民地的铁路，在那里给自己开辟市场，把资产阶级制度的妙处带到新地区去，在那里特别迅速地培植工农业资产阶级，把大批生产者抛到经常挨饿的失业者队伍中去。

　　难道社会主义者还总是只埋怨道路不正确，总是用工厂工人数目增加缓慢……来证明资本主义的不稳固吗！！？

　　在谈到这种幼稚思想[注：不是拿劳动社会化的程度，而是仅仅拿一个国民劳动部门的发展这样经常波动的指数来断定资本主义的进步作用，怎能令人不把这种思想叫作幼稚的呢？谁都知道，工人数目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只能是极不固定的，工人数目取决于许多次要因素，如危机、后备军多少、劳动剥削程度、劳动强度等等。]以前，不能不提到尼古·—逊先生对司徒卢威先生文章中受批评的那一段话转述得极不确切。司徒卢威先生文章的原话如下：

　　“作者〈即尼古·—逊先生〉指出俄国人口成分和美国人口成分在职业上有差别——俄国从事农业的人口假定占从事经济活动的（erwerbsthatigen）的人口的80％，而合众国只占44％——但是他没有注意到，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正是要缩小这80—44之间的差别。可以说，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

　　尽可认为“使命”一词在这里用得很不恰当，但是司徒卢威先生的意思是明白的：尼古·—逊先生没有注意到，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他自己也承认这种发展确实是资本主义的）将使农村人口日益减少，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所以，尼古·—逊先生要驳（P290）倒这种反对意见，就得证明或者是他没有忽略资本主义的这种趋势，或者是资本主义没有这种趋势。

　　尼古·—逊先生没有这样做，而是着手分析我国工厂工人数目的资料（根据他的计算占全国人口1％）。难道司徒卢威先生说的是工厂工人吗？难道俄国20％的人口和美国56％的人口都是工厂工人吗？难道“工厂工人”和“非农业人口”是等同的概念吗？能不能否认俄国农业人口的比重也在缩小呢？

　　作了这种更正以后（我认为作这一更正所以尤其必要，是因为克里文柯先生在同一个杂志上已把这一段话歪曲过一次了），我们就来谈谈尼古·—逊先生的“我国资本主义执行使命很差”这个意见。

　　第一，把工厂工人数目和从事资本主义生产的工人数目等量齐观，象《论文集》的作者那样，是荒谬的。这就是重犯（甚至加重）那些认为资本主义是直接从大机器工业开始的俄罗斯小市民经济学家的错误。难道千百万俄国手工业者用商人的原料替商人做工，领取普通工资，就不是从事资本主义生产吗？难道农业中的雇农和日工，从业主那里领取的不是工资、交给业主的不是额外价值吗？难道从事建筑业（在我国农民改革后已迅速发展起来的部门）的工人，不遭受资本主义剥削吗？如此等等[注：这里我只批评尼古·—逊先生按工厂工人数目来判断“资本主义的联合作用”的方法。我不能去分析数字，因为我手头没有尼古·—逊先生所使用的那些资料。然而不能不指出，这些资料尼古·—逊先生未必选得恰当。他先是用《军事统计汇编》中的资料说明1865年的情形，用1894年的《工厂一览表》中的资料说明1890年的情形。结果得出工人数目（矿业工人除外）为829573和875764人。增加了5．5％，比人口的增加小得多（9100万和6142万，增加48．1％）。在下一页上他又引了另外的资料：他用1893年《一览表》的资料来表示1865年和1890年的情形。根据这些资料，工人数目是392718和716792人；增加82％。可是这里不包括缴纳消费税的工业，其中工人数目（第104页）是：1865年为186053人，1890年为144332人。把后两种数字和前两种数字加在一起得出的工人总数（采矿工人除外）是：1865年为578771人，1890年为861124人，增加了48．7％，而人口的增加则是48．1％。总之，在五页内，作者既引用了表明增加5％的资料，又引用了表明增加48％的资料！他根据这样一些互相矛盾的资料就断定我国资本主义是不稳固的！！

　　其次，为什么作者不用他自己在《论文集》中（第11表和第12表）引用过的那些资料呢？按那些资料，工人数目在三年内（1886—1889年）增加12—13％，也就是说，迅速超过人口的增殖。作者也许会说时间的间隔太短。但这些资料是同属一类的，是可比的，而且可靠程度较大；这是第一。第二，虽然时间的间隔短，但作者自己不是也运用了这些资料来判定工厂工业的增长吗？

　　显然，如果拿工人数目这样一个经常波动的指数来表示一个国民劳动部门的状况，这样的资料就只能是不可靠的。你们想想，该是一个多么天真的梦想家，才会根据这类资料来指望我国资本主义不经过顽强的殊死的斗争，就会自行瓦解、崩溃，才会用这类资料来否定资本主义在一切国民劳动部门中毫无疑问的统治和发展！]。（P291）

　　第二，把工厂工人数目（140万人）同全部人口相比，并用百分数来表示这个比例，这是荒谬的。这简直是把不可比的值加以比较：把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同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加以比较，把从事物质财富生产的人口同“意识形态的阶层”加以比较等等。难道工厂工人不是每人都要养活一定数目的不做工的家庭成员吗？难道工厂工人除养活老板和成群的商人外，不是还养活一大群你们认为不同于工厂人口就硬算作农业人口的士兵以及官吏等老爷吗？其次，难道俄国就没有象渔业之类的行业吗？认为这类行业不同于工厂工业，就把它们同农业并在一起，也是荒谬的。如果你们想查明俄国人口的职业成分，那就应该第一，把从事物质财富生产的人口单独划出来（即一方面把不做工的人口除外，另一方面把士兵、官吏、神父等等除外），第（P292）二，把他们按国民劳动各部门分类整理出来。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就不该作这种计算[注：尼古·—逊先生试图在《论文集》中这样计算，可是根本失败了。该书第302页写道：

　　“近来有人试图确定欧俄50个省份的全部自由工人数目（谢·亚·柯罗连科的《自由雇佣劳动》1892年圣彼得堡版）。据农业司调查，欧俄50个省份有劳动能力的农村人口共计35712000人，而农业、加工工业、采掘工业、运输业等等所需的工人总数不过是30124000人。可见完全多余的过剩工人是一个达5588000人的巨大数目，连同家属〈按通常的标准算）合计，当不少于1500万人。”（该书第341页又重复了一遍）

　　要是我们看看这个“调查”，那就会看出这里只是“调查过”地主使用自由雇佣劳动的情形，而谢·柯罗连科先生在这个调查后面附了一个欧俄《农业和工业一览表》。这个一览表试图（不是根据什么“调查”，而是按旧有的资料）按职业分类来计算欧俄劳动人口。结果谢·亚·柯罗连科先生得出下列数字：欧俄50个省共有35712000工人。其中：

　　可见柯罗连科先生是把所有工人按职业分类计算的（不管算得是好是坏），而尼古·—逊先生却随意拿出前三项，硬说有5588000“完全多余的”（？？）工人！

　　除了这个不妥之处而外，不能不指出柯罗连科先生的计算是极其粗率而不确切的：他按一个全俄通用的一般标准来确定农业工人数目，没有把非生产的人口划出来（柯罗连科先生因服从上司的反犹太思想，而把……犹太人归入该项去了！非生产的劳动者即商人、乞丐、游民、罪犯等等一定多于140万），手工业者的数目少得不象话（最后一项是外地和本地的手工业者）等等。这样的计算最好是根本不引用。]，而不要去胡说什么只有百分之一（？？！！）的人口在工厂工业中就业。

　　第三，这是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进步革命作用理论的最主要的和最不成话的曲解。您从哪里听说资本主义的“联合作用”表现在只是使工厂工人联合起来呢？您对马克思主义的看（P293）法不是从《祖国纪事》有关劳动社会化的文章中剽窃来的吗？您不是也把劳动社会化归结为在一个场所做工吗？

　　可是不然。看来这一点是不能责备尼古·—逊的，因为他在《俄国财富》第6期发表的他的文章的第2页上，就确切地说明了资本主义使劳动社会化的事实，正确地指出了这种社会化的两个特征：（1）为全社会劳动；（2）把单个劳动者联合起来以取得共同劳动的产品。不过，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要根据工厂工人数目来判断资本主义的“使命”，其实这一“使命”是由资本主义和整个劳动社会化的发展，整个无产阶级的形成来执行的，工厂工人对无产阶级来说，只是起着先进队伍即先锋队的作用。诚然，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既以这些工人的数目为转移，也以他们的集中、他们的发展程度等等为转移，然而这一切不能使人有丝毫理由把资本主义的“联合作用”归结为工厂工人的数目。如果这样做，就是把马克思的思想缩小到不堪设想的地步。

　　举一个例子。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他的小册子《论住宅问题》中谈到德国工业时指出，除德国而外，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他说的只是西欧）都没有这样多的占有菜园或一小块田地的（P294）雇佣工人。他说：“同园艺业或小农经济相结合的农村家庭工业，就构成德国新兴大工业的广大基础。”这种手工业随着德国小农贫困程度的增长而日益强大起来（也同在俄国一样，——我们可以这样补充一句），但在这里工业同农业的结合不是使手工业者享受福利，反而使他们更受压迫。他们被束缚于一个地方，不得不同意随便什么价格，因此，他们不仅把额外价值，而且把很大一部分工资送给资本家（也好象在家庭手工制大生产特别发达的俄国一样）。恩格斯继续说：“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可是它还有相反的一面。……随着家庭工业的散布，一个个农民地区就相继卷入了现代的工业运动。这种由家庭工业造成的农业地区的革命化，就使德国境内工业革命散布的地区要比英国和法国广阔得多……这就说明，为什么德国同英国和法国相反，革命的工人运动在全国广大地区得到这样有力的传播，而不只是局限于中心城市。这又说明，为什么这个运动的发展是平静的、稳定的和不可遏止的。很清楚，在德国只有当大多数小城市和大部分农村地区已经成熟到实行变革的时候，首都和其他大城市中的胜利起义才有可能。”[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80—381页。——编者注]

　　请看，不仅“资本主义的联合作用”，而且工人运动的成功，原来都不仅以工厂工人数目为转移，而且以……手工业者的数目为转移！可是我国独特论者却忽视俄国绝大多数手工业的纯粹资本主义组织，把它们当作什么“人民”工业而同资本主义对立起来，并根据工厂工人数目来断定“直接受资本主义支配的人口百分数”！这很象克里文柯先生的议论：马克思主义者想把全部注意力放在工厂工人身上，但工厂工人在1亿人口中只占100万，这不过是生活中的一个小角落，所以献身于这个小角落，就等于只做等级机关或慈善机关的工作（《俄国财富》第12期）。工厂居然象等级机关和慈善机关那样的生活（P295）中的小角落！！呵，天才的克里文柯先生！大概正是等级机关才为全社会制造产品吧？大概正是等级机关的秩序才说明劳动者被剥削被剥夺的原因吧？大概正是应该在等级机关中寻找能够举起工人解放旗帜的无产阶级的先进代表吧？

　　这种话出自浅薄的资产阶级哲学家之口倒不奇怪，可是从尼古·—逊先生那里听到这类话，就令人有点难受了。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93页[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88页。——编者注]上引用了关于英国人口构成的资料。186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共有2000万人。在工厂工业主要部门中做工的工人为1605440人。[注：有642607人在纺织业、织袜业和花边业中做工（在我国有数万从事织袜业和花边业的妇女，遭受她们的雇主——“女商人”的极其厉害的剥削。工资有时低到一天三个（就是如此！）戈比！请问尼古·—逊先生，难道她们不是“直接受资本主义支配”吗？）；其次有565835人在煤矿和金属矿里做工，有396998人在各种冶金厂和金属手工工场里做工。]同时仆役为1208648人。并且马克思在第2版注释中指出这后一阶级增长得特别迅速。现在假定英国有这样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为了判断“资本主义的联合作用”，拿2000万去除160万！！结果得到的是8％，即不到1/12！！！既然资本主义连1/12的人口都没有联合起来，怎能谈得上资本主义的“使命”呢！并且增长得更快的是“家庭奴隶”阶级，即“国民劳动”的无益损耗，这种损耗证明“我们”英国人走的是“不正确的道路”！“我们”应该“为祖国寻找另外的”、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在尼古·—逊先生的论据中还有一点：他在谈到我国资本主义并不产生“象在西欧那样突出的和在北美已开始特别有力地表现出来的”联合作用时，大概指的是工人运动。总之，我们应该寻（P296）找另外的道路，因为我国资本主义并不产生工人运动。这一理由似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已经先想到了。马克思所依靠的是现成的无产阶级，——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曾这样教训过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回答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对他的批评，说他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曾这样反驳说：这种意见照例全是从马克思那里搬来的。他认为如果我们看看《哲学的贫困》的这个地方，就会看出这点不适合我国国情，我国的贫困不过是贫困罢了。其实我们从《哲学的贫困》中还什么也看不出来。马克思在那里讲的是旧派共产主义者，说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7页。——编者注]显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断言这点不适合我国国情的理由，就是我国没有工人运动的“表现”。我们对这种议论应该指出：第一，只有对事实了解得极为肤浅，才会认为马克思依靠的是现成的无产阶级。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纲领早在1848年以前就由他制定出来了。当时德国的工人运动究竟怎么样呢？[注：当时工人阶级的人数是多么少，可从下列事实看出：27年以后，在1875年，马克思写道：“德国的劳动人民大多数是农民而不是无产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9页。——编者注）这就是所谓“依靠〈？？〉现成的无产阶级”！]当时甚至没有政治自由，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只限于秘密小组（和目前我国一样）。把资本主义的革命的和联合的作用具体展示在大家面前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是过了20年才开始的，那时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已经最后形成，大工业已散布得更广，在工人中间传播这一学说的许多有才华有毅力的人物已经出现。我们的哲学家们不仅歪曲历史事实，忘记社会主义者为了使工人运动具有觉悟性和组织性而付出的大量劳动，并且把极其荒唐的宿命论见解加在马克思头上。在他们看来，仿佛工人（P297）的组织和社会化是自然而然地进行的，所以如果我们看见资本主义而看不见工人运动，那是因为资本主义未执行使命，而不是因为我们在工人中间进行的组织和宣传工作还很薄弱。我国独特论哲学家们的这种小市民的怯懦遁词，也是不值一驳的，因为世界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全部活动都在驳斥它，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每次公开演说都在驳斥它。考茨基说得十分正确：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要使资本主义的进步作用在我国也“表现出来”，我国社会主义者就应该用全部精力进行自己的工作；他们应该更详细地探讨对俄国历史和现实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应该更具体地考察在俄国特别模糊而隐蔽的一切阶级斗争形式和剥削形式。他们应该进而把这个理论通俗化，把它灌输给工人，应该帮助工人领会它并制定一个最适合我国条件的组织形式，以便传播社会民主主义并把工人团结为一支政治力量。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不仅从未说过他们已经结束了和完成了工人阶级思想家的这项工作（这项工作是没有止境的），相反地，他们始终强调他们刚刚开始进行这项工作，还需要许许多多的人做许多的努力，才能创造一点牢靠的东西。

　　除了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不能令人满意和极端狭隘外，这种关于我国资本主义没有进步作用的流行说法，看来还是以关于神话式的“人民制度”的荒谬思想为根据的。

　　闻名的“村社”中的“农民”明明在分裂为穷光蛋和富人，分裂为无产者和资本家（特别是商业资本家），有人却不愿看到这里存在着萌芽状态的中世纪的资本主义，避开农村的政治经济结构，想要“为祖国”寻找“另外的道路”，大谈其农民土地占有形式的变更，不可原谅地把土地占有形式和经济组织形式混为一谈，仿佛在（P298）我国最“平均的村社”内部农民的纯资本主义的分化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后来，这个资本主义渐渐发展起来，超过中世纪农村资本主义的狭隘形式，打破农奴制的土地权力，迫使那些早被剥得精光的饥饿农民把土地扔给村团，让得胜的富农平均分配，自己却离乡背井，在全国流浪，大部分时间没有工作可做，今天被地主雇去干活，明天被承包人雇去修筑铁路，以后又到城市去当小工，或被富裕农民雇去做工等等；这些“农民”在全俄各地更换老板，亲眼看见他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受到最无耻的掠夺，看见同他们一起受到掠夺的还有象他们一样的穷光蛋，看见掠夺他们的不一定是“老爷”，也有“自己的农夫兄弟”（只要他有钱购买劳动力），看见政府到处都为他们的老板服务，侵害工人的权利，借口骚乱而镇压工人想保护本身最起码权利的一切企图，看见俄国工人的劳动强度越来越大，财富和奢侈增加得越来越快，而工人的状况却越来越恶化，剥夺越来越加剧，失业已成为惯例，——在这样的时候，我们那些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人却要为祖国寻找另外的道路，他们却要解决一个深奥的问题：既然我们看到工厂工人数目增长缓慢，还能不能承认资本主义有进步作用；因为我国资本主义“执行自己的历史使命很差很差”，是不是应该抛弃它并且认为它是不正确的道路。

　　这岂不是很崇高很人道的事情！

　　这些凶恶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多么狭隘的学理主义者，他们竟说在俄国到处存在着劳动者遭受资本主义剥削的情况下，为祖国寻找另外的道路就是逃避现实而流于空想，他们竟认为执行自己使命很差的不是我国资本主义而是俄国社会主义者，因为这些社会主义者不愿了解，梦想平息俄国社会各对抗阶级的历年的经济斗争，就等于染上马尼洛夫精神[77]；他们不愿了解，应该极力使这个斗争具有组织（P299）性和觉悟性，并为此而着手进行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作。

　　——

　　最后，不能不指出尼古·—逊先生在《俄国财富》同一期即第6期上对司徒卢威先生的另一攻击。

　　尼古·—逊先生说：“不能不注意司徒卢威先生论战的某种特点。他是在一个严肃的德文杂志上为德国公众写的，可是他使用的手法看来完全不适当。应该认为不仅德国公众，甚至俄国公众也已长到‘成年人的程度’，他们不会被搀杂在他文章中的种种‘吓人的字眼’所欺骗。在这篇文章的每一段话里都可碰到‘空想’、‘反动纲领’等等一类的字眼。但是可惜得很，这些‘可怕的字眼’已决不会发生象司徒卢威先生所指望的那种作用了。”（第128页）

　　现在我们试来分析一下，在尼古·—逊先生和司徒卢威先生的这一论战中，有没有“不适当的手法”，如果有，又是谁在使用。

　　司徒卢威先生被责备使用“不适当的手法”，根据是他在严肃的文章中用“吓人的字眼”和“可怕的字眼”来笼络公众。

　　所谓使用“吓人的字眼”和“可怕的字眼”，就是给论战对方作出一种表示不赞同的激烈评语，同时又不明确地说明理由，这种评语也不是根据作者的观点（明确叙述过的观点）必然得出来的，不过是表示想要痛骂一顿罢了。

　　显然，只有这后一点才会把表示不赞同的激烈的形容词变成“吓人的字眼”。例如斯洛尼姆斯基先生曾激烈地评论过尼古·—逊先生，但因为他同时明确地表述了他那种绝对不能了解现代制度的资产阶级性的普通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完全明确地说明了他的奇异的论据，所以随便怎样责备他都可以，但不能责备他使用了“不适当的手（P300）法”。尼古·—逊先生也曾激烈地批评过斯洛尼姆斯基先生，并且为了告诫和教训他，还给他引证了马克思的“在我国也证明是正确的”（这是尼古·—逊先生自己承认的）言论，认为斯洛尼姆斯基想为小手工业生产和小农土地占有制作辩护是反动的和空想的，并责备斯洛尼姆斯基“狭隘”、“幼稚”等等。你们看，尼古·—逊先生的文章也同司徒卢威先生的文章一样，“搀杂着”这样的形容词（用了黑体的几个词），但我们不能说他使用了“不适当的手法”，因为这都是说明了理由的，这都是从作者的一定观点和观点体系中得出来的，这些观点也许是不正确的，但既然采用了这些观点，就不能把对方看作幼稚的狭隘的反动的空想家了。

　　我们来看看司徒卢威先生的文章是怎样的。他责备尼古·—逊先生的空想主义（由此必然产生反动纲领）和幼稚，同时十分明白地指出他得出这种意见的根据。第一，尼古·—逊先生既希望“生产社会化”，又“向社会〈原文如此！〉和国家呼吁”。这“证明这位俄国政治经济学家完全不懂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和国家的学说”。我们的国家是“统治阶级的代表”。第二，“如果把只是由于我们希望就应当出现的臆造的经济制度和现实的资本主义对立起来，换句话说，如果想避开资本主义而使生产社会化，那只证明这是一种不合乎历史的幼稚见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然经济的被排挤和农村人口的减少，“现代国家就会走出它目前还在我们这个宗法时期所处的黑暗状态（我们说的是俄国），而出现在公开的阶级斗争的亮光之下，那时为了使生产社会化，就得寻找另外的力量和因素”。

　　怎么，这难道不是把理由说得够明确了吗？可以否认司徒卢威先生用以驳斥作者意见的那些事实的正确性吗？难道尼古·—（P301）逊先生真的注意了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阶级斗争吗？没有。他谈论社会和国家时，忘记了这一斗争，抛开了这一斗争。例如，他说国家扶持资本主义，而没有通过村社等等使劳动社会化。显然，他认为国家既可这样办也可那样办，因而国家是站在阶级之外的。责备司徒卢威先生使用“吓人的字眼”是极不公允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认为我们国家是阶级国家的人，不能不把请求这个国家实行劳动社会化即取消统治阶级的人当作幼稚的反动的空想家，这难道还不明显吗？不仅如此。责备对方使用“吓人的字眼”，而又隐瞒对方的批评所根据的观点（尽管对方已明白表述了这种观点），况且这种责备又是在对方观点无法渗入的受检查的杂志上提出的，——难道不应该认为这是“完全不适当的手法”吗？

　　我们再往下说。司徒卢威先生的第二个理由也表述得同样明白。避开资本主义而通过村社实现劳动社会化，这无疑是一种臆造的制度，因为它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尼古·—逊先生自己曾对这一现实作过这样的描绘：在1861年以前，“家庭”和“村社”是生产单位。（《论文集》第106—107页）这种“小的分散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未能大大发展起来，因此，它的特点是极端守旧，生产率很低”。以后的变化在于“社会分工经常不断地加深”。可见资本主义打破了先前那些生产单位的狭隘界限，使劳动在全社会范围里社会化了。这种由我国资本主义造成的劳动社会化，尼古·—逊先生也是承认的。为了使劳动社会化，他想依靠的不是已使劳动社会化了的资本主义，而是正因遭到破坏才第一次在全社会范围内使劳动社会化的村社，所以他是一个反动的空想家。司徒卢威先生的意见就是如此。可以认为这个意见正确或不正确，但是不能否认，从这个意见中在逻辑上必然会产生对尼古·—逊先生的激烈批评，因此（P302）也就谈不上什么“吓人的字眼”。

　　不仅如此，尼古·—逊先生在结束他同司徒卢威先生的论战时，硬说对方想使农民丧失土地（“如果所谓进步纲领就是使农民丧失土地……那么《论文集》的作者就是保守主义者了”），尽管司徒卢威先生曾直接声明过：他想使劳动社会化，想通过资本主义使劳动社会化，想为此而依靠那些将在“公开的阶级斗争的亮光”下显露出来的力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同原意截然相反的转述。如果还注意到司徒卢威先生不能在受检查的刊物上谈论那些在阶级斗争的亮光下出现的力量，就是说，尼古·—逊先生的对方是被禁止开口的，那么，说尼古·—逊先生的手法完全是“不适当的手法”，恐怕是无可非议的了。（P303）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