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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把一位“流行观点”最新最有名的代表人物的论断分析一下，以说明所争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堆砌的抽象概念、图表和公式似乎太多了），也许不是多余的事情。
我说的就是尼古拉·—逊先生[注：显然，这里谈不上去分析他的整部著作（这需要专门写一部书），而只能分析他惯用的论据之一。]。
他认为，国内市场的“缩小”和农民购买力的“降低”，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障碍”。他说，手工业的资本化排挤了家庭工艺品的生产；农民不得不买衣服穿。农民为了弄到这笔钱，就（P102）加劲开垦土地，由于份地不够，就把这种耕地扩大到远远超过合理经营所许可的限度，他把土地租金提高到难以想象的程度，他最后终于破产了。资本主义自己给自己掘下了坟墓，把“人民经济”带进了1891年可怕的危机，于是……资本主义停滞了，因为它没有基础，无力继续“走这条道路”。俄罗斯觉悟到“我们离开了万古神圣的人民制度”，所以它正在等待……长官下几道“把大生产移接到村社上去”的命令。
这个“万古常新的”（在俄国民粹派看来）理论的荒谬性到底在哪里呢？
是这个理论的制造者不懂得“为生产资料而生产生产资料”的意义吗？当然不是。这个规律尼古·—逊先生知道得很清楚，他甚至提到这个规律在我国也有表现（第186、203—204页）。诚然，由于他具有用种种矛盾自己打自己耳光的才能，有时（参看第123页）他就忘记这个规律，但很明显，纠正这类矛盾，丝毫纠正不了作者上述基本论断。
他的理论的荒谬性，在于他没有本领说明我国的资本主义，而把自己关于资本主义的论断建筑在纯粹的虚构上面。
尼古·—逊先生把由于家庭产品被工厂产品排挤而破产的“农民”，看作是某种同一的、内部一致的东西，它对各种生活现象的反映就象一个人那样统一。
现实中根本就没有这种情形。如果没有各生产单位（农户）的孤立性，商品生产也就不可能在俄国产生，并且谁都知道，我国农民实际上是各自经营而不依赖他人的；他们各自担着风险生产归他们私有的产品；他们独自和“市场”来往。
现在我们来看看“农民”的情况是怎样的。（P103）
“农民因需要钱而过分扩大耕地，于是遭到破产。”
但只是殷实的、有种子的、有足够役畜和农具的农民才能扩大耕地。这种农民（大家知道，他们是少数）的确增加了播种面积，甚至把自己的经济扩大到没有工人帮助就不能应付的程度。多数农民则根本无力用扩大经济的办法来满足对金钱的需要，他们既没有任何储备，也没有足够的生产资料。这种农民要弄到钱，就得去找“外水”，就是说，他拿到市场上去的，已不是自己的产品，而是自己的劳动力了。出去找外水自然使农业经济更加衰落，这个农民的最后结局就是把自己的份地租给本村社的富户；这个富户扩大自己的经济，当然不是把这种份地出产的产品自己消费掉，而是把它送到市场上去。结果是“人民的贫穷化”、资本主义发展和市场扩大。但不仅如此。这个富裕农民一心经营扩大了的农业经济，已不能象从前那样进行自给自足的生产了，就拿鞋子来说，买鞋穿对他更合算了。至于变穷了的农民，他也得买鞋穿：他不能自己做鞋子，原因很简单，他已没有自己的经济了。于是产生了对鞋子的需求，产生了粮食的供应，这是善于经营的农夫所生产的余粮（这种农夫的经济的进步潮流使瓦·沃·先生很感动）。附近做鞋的手工业者也同农民现在的处境一样：衰落的经济提供的粮食太少，要购买粮食就必须扩大生产。当然，能够扩大生产的仍然只是那些有积蓄的手工业者，即少数人；他们有可能雇用工人或把活计分给贫苦农民在家里做。而多数手工业者则无从考虑扩大作坊：如果发了财的包买主能给他们点“活计做”，就是说，如果他们能给自己唯一的商品（劳动力）找到购买者，他们就很高兴了。结果又是人民的贫穷化、资本主义发展和市场扩大；这又推动了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入。这个运动到何处为止呢？这谁也说不上（P104）来，正如谁也说不上来它从什么地方开始一样，但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在我们面前有一个活生生的有机过程，即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增长的过程。农村中的“非农民化”向我们表明这个过程的开端，它的萌芽，它的早期阶段；城市中的大资本主义向我们表明这个过程的结尾和它的趋向。若想把这两个现象分割开来，若想把它们看作孤立的互不依赖的东西，那你就不能使自己的论断前后一致，就不能说明人民的贫穷化和资本主义的增长这两个现象。
但常有这种情形：一些爱发这种无头无尾的议论的人们不能说明这个过程，于是中止探讨，说这两个他们都同样不了解的现象中，有一个现象[这里当然是指那个与“有批判头脑的人物的崇高道德感”相抵触的现象]是“荒谬的”、“偶然的”、“悬空的”。
显然，事实上只有他们自己的议论才是“悬空的”。（P105）
载于1937年11月17日《布尔什维克》杂志第21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卷第67—122页
(P107)
责任编辑：丁冬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