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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斯特尼柯夫不仅确认农民中的经济悬殊，并且指出这一现象在加强。

　　他说：“各类农民富裕程度上的不同在我国普遍存在，而且早已存在。但是，近几十年来农民的这种分化表现得很明显，并且看来正在日益加剧。”（第130页）作者认为，1891年的艰难的经济情况[17]一定进一步推动了这个过程。

　　试问，产生这种对全体农民有如此巨大影响的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波斯特尼柯夫说：“塔夫利达省是欧俄土地最多的省份之一，而且农民分得的土地也最多。在该省，到处都存在着村社土地占（P53）有制，比较平均地按人口分配土地，而且耕作业几乎是农村居民的唯一职业。然而按户调查表明，这里有15％的农村居民没有任何役畜，约有1/3的居民没有足够的农具来耕种自己的份地。”（第106页）作者问道：“各类农户之间的这种巨大不同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在纯粹从事农业经营的地区中，不种地的和没有役畜的户主占有这样大的百分数（我们描述的地区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具体说来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第130页）

　　波斯特尼柯夫在寻找这种现象的原因时完全误入迷途（幸亏没有走多远），扯到“胡闹”、“酗酒”甚至火灾和盗马。但他还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些原因不是“事情的最本质的方面”。家中孤儿寡母，即没有成年劳力，同样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在塔夫利达省各县全部不经营的（即没有播种面积的）农户中，孤儿寡母的家庭仅占18％。

　　作者得出结论说：“不经营的主要原因应该在农民经济生活的其他因素中去寻找。”（第134页）波斯特尼柯夫认为：“在所指出的一些农户的农民经济衰落的原因中，份地不断缩小、农民使用的土地面积有限和农民的平均经营规模缩小，可以认为是最根本的原因，可惜我国地方自治局统计机关至今还没有弄清楚。”（第141页）作者说：“俄国经济贫困的根本原因是农民的土地占有规模和经营规模的狭小，不能利用农民家庭的全部劳动能力。”（第341页）

　　波斯特尼柯夫的这一论点表达得极不确切，因为作者自己曾断定：农民的平均经营规模（17—18俄亩播种面积）足以使一个家庭过小康的生活，在经营规模方面对全体农民下一个一般的笼统的评语是不可能的。为了说明波斯特尼柯夫的这一论点，应该提醒一下，他在前面已确定了农民劳动生产率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而提高的一般规律。按照他的计算，只有上等户才能做到充分利用家庭的劳动（P54）力（和役畜），例如在塔夫利达省各县只有富裕农民才能做到，而大多数农民“掘地效率很低”（第340页），浪费大量劳力。

　　虽然作者完全证明了劳动生产率以经营规模为转移，证明了下等农户的生产率极低，但仍不能把这个规律（波斯特尼柯夫称之为俄国农业人口过剩，农业劳动的饱和）看作农民分化的原因。因为问题正在于为什么农民分为如此不同的类别，而农业人口过剩就是以这样的分裂为前提的；人口过剩这一概念是作者把小农户和大农户以及它们的收入进行对比时形成的。因此，指出农业人口过剩并不能回答“各类农户的巨大不同是由什么决定的？”这个问题。看来波斯特尼柯夫也意识到这一点，不过他没有明确地向自己提出任务——研究这种现象的原因，因此，他的意见有些残缺不全。除了不周全不确切的论点外，也有正确的思想。例如他说：

　　“不能指望目前在土地占有制基础上正进行着的农村生活中的残酷斗争，在将来会促进居民中的村社原则和协调原则的发展。这种斗争不是偶然的条件引起的暂时的斗争……我们认为它不是村社传统和在农村生活中发展起来的个人主义之间的斗争，而是纯粹的经济利益的斗争；由于缺少土地，这种斗争必然以一部分居民的不幸结局而告终。”（第ⅩⅩⅩⅡ页）

　　波斯特尼柯夫在另一个地方说道：“事实是十分清楚的，在缺少土地和经营规模很小的情况下，在缺乏足够的副业的情况下，农民是不会富足的。经济上的一切弱者不管怎样迟早总是要被抛出农民耕作业之外的。”（第368页）

　　这些意见包含有对问题的正确得多的答案，而且这种答案和上面所谈的农民分化现象完全吻合。答案是这样的：大量不经营的农户的出现及其数量的增加，是由农民中的经济利益的斗争决（P55）定的。这种斗争是在什么基础上进行的，是用什么手段进行的呢？说到手段，那么不仅是抢购土地（从刚才引证的波斯特尼柯夫的那段话是可以这样想的），更重要的是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而降低生产费用（这一点上面已经谈得很多）。说到斗争产生的基础，那么，波斯特尼柯夫的下面一段话已经很清楚地指出来了：

　　“经营面积有一定的最低限度，农民的经营不能低于这个限度，否则就会无利可图，甚至无法维持。为了养活家庭和牲畜〈？〉，农户需有一定的食物面积；没有从事或很少从事副业的农户，还需要一些市场面积，以便销售产品，获得货币来缴纳税款，购置衣服鞋袜和支付经营所必需的工具、建筑物等等方面的开支。农民的经营规模如果低于这个最低限度，就无法维持。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就会认为放弃经营去当雇农更为有利，因为雇农的开支比较少，即使总收入少些也可以较充分地满足需要。”（第141页）

　　一方面，如果农民认为把自己的播种面积扩大到远远超过自己对粮食的需要是有利的事，那是因为他可以出卖自己的产品。另一方面，如果农民认为放弃经营去当雇农是有利的事，那是因为他要满足自己的大部分需要就必须支出货币，也就是说，必须出卖点什么[注：参看上面引用的关于食物播种面积和商业播种面积的资料（不过从这两种面积上得到的收入是满足耕作者的需要而不是满足耕作业的需要，就是说，这里的收入是指本来意义上的收入而不是指生产费用），以及塔夫利达人用在吃粮（不分男女，每人两俄石）上的平均货币支出的资料。]；而既然他在出卖自己的产品时，在市场上碰到了他无力与之竞争的对手，那他就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总之，供出售的产品的生产是上述现象滋长的基础。农民中产生经济利益斗争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存（P56）在着一种使市场成为社会生产的调节者的制度。

　　波斯特尼柯夫在描写了“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并作了解释这些变动的尝试之后，转而叙述应当解决“土地问题”的实际措施。我们不再跟着作者进入这一领域，第一，因为这不在本文计划之内，第二，因为波斯特尼柯夫的著作的这一部分是最差的。后一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大家总该记得，作者正是在试图说明经济过程的时候，矛盾最多，意思也最含混，而对经济过程不作充分和准确的说明，是根本谈不上指出什么实际措施的。（P57）

　　载于1923年《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二十五周年纪念文集（1898—1923）》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卷第1—66页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