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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年6月2日颁布了缩短工厂工作日和规定节日休假的新工厂法。彼得堡的工人对这一法律已经盼望多时了，被1896年春季工人大罢工吓坏了的政府早在1896年就答应要颁布这样一个法律。紧接着那次棉纺织厂的工人大罢工，又爆发了许多次罢工，各地工人都纷纷要求缩短工作日。政府用野蛮的迫害手段对付罢工，逮捕大批工人，并且不经审讯就流放他们；政府被吓坏了，想用蠢得有趣的话来感化工人，说什么工厂主对工人怀有基督的博爱（1895—1896年大臣维特给工厂视察员的通令[注：见本卷第95页。——编者注]）。但是工人对这些蠢话只是置之一笑，而且无论什么样的迫害都不能阻止这种已经把几万和几十万工人卷进去的罢工运动。政府这才明白，必须让步，至少也要答应工人的部分要求。于是政府除了对罢工者进行残酷的迫害和说些伪善的谎话以外，还向彼得堡的工人许下诺言，答应颁布缩短工作日的法律。这个诺言是在一张特别的布告[78]中空前隆重地向工人宣布的，布告张贴在工厂中，由财政大臣签署。工人焦急地等着履行诺言，等着颁布法律，一直等到1897年4月19日，这时他们已经认为，政府的这个诺言又和它的许多（P228）

　　声明一样，也是个弥天大谎。但是这一次政府却履行了诺言，颁布了法律。可是我们将在下面看到，这是一个怎样的法律。现在我们应该来研究一下迫使政府履行诺言的那些情况。

　　我们的政府研究缩短工作日的问题，不是从1896年才开始的，那要早得多。问题在15年前就提出来了：早在1883年，彼得堡的厂主就曾经申请颁布这样的法律。其他的厂主（即波兰的厂主）也申请过几次。但是所有这些申请也和大批改善工人处境的其他法律草案一样，都被束之高阁。俄国政府并不忙于研究这些草案，这些草案一搁就是几十年。事情如果牵涉到要赏赐几百万卢布给那些“申请”得到老百姓金钱救济的俄国善良的地主老爷们，或者要规定津贴或奖金给那些“受难的”厂主先生们，那么俄国政府就会忙起来，官员和各部办公室的轮子就会象“涂上了”一种特殊的“油”似的飞快转动起来。至于有关工人的事，那么不仅法律草案一搁就是几年、几十年（例如，关于企业主责任的草案似乎已经拖了十几年了，现在仍然在“拟制中”），就是已经颁布的法律也不实行，因为帝国政府的官员们不好意思为难厂主先生（例如，1886年规定由厂主办医院的法律，到现在绝大多数工厂还没有实行）。试问，这个早已提出的问题这一次为什么一下子就有了进展呢？为什么一下子就解决了，而且优先在内阁和国务会议中通过了呢？为什么一下子就具有了法律草案的形式而且接着又成了法律呢？显然有一种力量推动了官员，震动了他们，克服了他们不肯以新要求来“纠缠”本国厂主的顽强愿望。这个力量就是彼得堡的工人和他们在1895—1896年举行的大罢工；在罢工期间，由于社会民主党人（通过“斗争协会”）对工人的帮助，还向政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并在工人中散发了社会主义的宣言和传单。（P229）政府明白了，任何的警察迫害都不能压服工人群众，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因为他们已经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并且还有了维护工人事业的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政府被迫让步了。和11年前即1886年6月3日颁布的关于厂规、罚款、工资标准等等的法令完全一样，新工厂法是工人迫使政府颁布的，是工人从他们最凶恶的敌人那里夺取来的。那时的工人斗争在莫斯科和弗拉基米尔两省表现得最激烈。这种斗争也表现为多次罢工，当时工人也向政府提出直截了当的明确要求。在有名的莫罗佐夫工厂罢工期间，一群工人还向工厂视察员提出了一些工人自己拟订的条件。这些条件中提到工人要求减少罚款。此后不久颁布的1886年6月3日的法令，就是直接答复工人的这些要求的，这个法令里包括了罚款条例[注：关于这一点，可参看小册子《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见本卷第25—64页。——编者注）。]。

　　现在也是这样。工人在1896年提出了缩短工作日的要求，并且以大罢工来支持自己的要求。现在政府答复了这个要求，颁布了关于缩短工作日的法令。过去，在1886年，政府在工潮的压力下向工人作了让步，但是竭力把让步缩小到最低限度，竭力给厂主留下后路，拖延新条例的执行，一有机会就赖掉工人的某些要求。现在，在1897年，政府也同样只是向工潮的压力让步，同样千方百计地减少对工人的让步，拼命压低价钱，多骗取工人一两个钟头，甚至延长厂主提出的工作日，拼命替厂主多取消几个节日，不把它们列入必须休息的假日之内，拚命拖延新制度的实行，把主要的条例留待日后由大臣处理。可见，1886年6月3日的法令和1897年6月2日的法令，俄国的这两个主要工厂法，都是俄国工人从（P232）警察政府那里夺得的被迫的让步。这两个法令都表明，俄国政府是如何对待工人的最正当要求的。（P233）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