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把浪漫主义关于现代经济学中主要问题的理论同最新理论加以比较后，现在我们再把二者对一个实际问题的判断加以比较。由于这个实际问题是资本主义的最大原则问题之一，由于这两个敌对理论的两个最著名的代表在这个问题上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进行这种对比就具有更大的意义。

　　我们指的是英国谷物法[62]及其废除问题。这个问题在本世纪第二个25年中，不但使英国的经济学家而且使大陆的经济学家也深感兴趣，因为大家都懂得，这决不是关于关税政策的个别问题，而是关于贸易自由、竞争自由、“资本主义命运”的总问题。这里谈论的恰恰是要彻底

　　实行竞争自由来建成资本主义大厦，为彻底完成英国大机器工业从上世纪末叶开始进行的那种“破坏”扫清道路，并清除农业中阻挠这种“破坏”的障碍。我们打算谈论的两位大陆经济学家正是这样来看这个问题 的。

　　西斯蒙第在他的《新原理》第2版中，特别加进了“论谷物贸易（P215）法 ”一章（第1卷第3篇第10章）。

　　他首先确认了问题的迫切性：“现在有一半英国人要求废除谷物法，非常气忿地反对它的支持者；另一半英国人则要求保持谷物法，对那 些想要废除它的人发出愤怒的叫喊。”（第1卷第251页）

　　西斯蒙第在分析这个问题时指出，英国农场主的利益要求对谷物课税，以保证他们的remuneratingprice（赚钱的或不亏本的价格）。手工工场主的利益则要求废除谷物法，因为手工工场没有国外市场就不能存在，而限制进口的法令却阻碍了英国出口的进一步扩大：“手工工场主说，他们在销售地区遇到的市场饱和状态，就是谷物法造成的，大陆的富人由于自己的谷物找不到销路，无法购买他们的商品。”（第1卷第254页）[注：尽管英国厂主的这种解释很片面，他们忽略了产生危机的更深刻的原因和市场扩大不大时危机的不可避免性，但是其中包含了无疑是十分正确的思想：用向国外销售的办法来实现产品，总的说来，是需要有相应的输入的。现在我们要把英国厂主的这种意见，推荐给那些用“向国外销售”这种高见来回避资本主义社会产 品实现问题的经济学家。]

　　“对外国粮食开放市场，也许会使英国的地主破产，使地租空前跌落。毫无疑问，这是很大的灾祸，但这并非不公平的事情。”（第1卷第254页）西斯蒙第还极其天真地来证明，地主的收入应该适合他们对“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吗？）的贡献（原文如此！！）等等。西斯蒙第继续说：“农场主将从农业中抽出自己的资本（至少是一部分）。 ”

　　西斯蒙第的这种议论（而他是满足于这种议论的）表明，浪漫主义的主要缺陷是对实际存在的经济发展过程没有予以足够的注（P216）意。我们知道，西斯蒙第本人指出过英国农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和增长。但是他急于谴责这一过程而不去研究它的原因。正是这种急躁性，这种想把自己的天真愿望强加于历史的行为，才使西斯蒙第忽略了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和这一过程在谷物法废除后的必然加速，即农业的资本主义发 展而不是他所预言的衰落。

　　但西斯蒙第是忠于自己的。他一接触到这个资本主义过程的矛盾，就立刻天真地“驳斥”它，用尽一切办法证明“英国”所走的道路是错误的。

　　“日工将做什么呢？……工作会停顿，田地将变为牧场……没有工作的54万户将何以为生呢？[注：西斯蒙第为了“证明”资本主义是不合适的，马上作出一个大概的计算（例如我们俄国的浪漫主义者瓦·沃·先生就是非常喜爱这种计算的）。他说，从事农业的有60万户。若把田地变成牧场，则“需要”的户数不到该数的1/10……这位作家愈是发觉自己对过程的全部复杂性了解得少，就愈热心地去作孩子似的“目测”计算。]就假定他们宜于从事任何工业工作，但是现在有能够容纳他们的工业吗？……能够找到一个政府心甘情愿地让它管辖下的一半国民遭到这种危机吗？……那些牺牲农民利益的人自己能够从这方面得到什么好处吗？要知道，这些农民是英国工场手工业的最亲密最可靠的消费者。农民停止消费给工业的致命打击，要比关闭一个最大的国外市场沉重得多。”（第255—256页）名噪一时的“国内市场缩小”的论调出现了。“几乎占全国人口半数的英国农民阶级停止消费，会使工场手工业遭到多大损失呢？几乎将完全失去地租收入的富人停止消费，会使工场手工业遭到多大损失呢？”（第267页）这位浪漫主义者拚命向厂（P217）主证明，他们的生产和财富的发展所固有的矛盾，只是表明了他们的错误和他们的不会盘算而已。西斯蒙第为了使厂主“相信”资本主义的“危险性”，详尽地描绘了波兰粮食和俄国粮食竞争的威胁。（第257—261页）他拿出各种论据，甚至想影响英国人的自尊心。“俄国皇帝只要想从英国方面取得某种让步，就可以封锁波罗的海港口，使英国处于挨饿的 境地，这样一来，英国的光荣将置于何地呢？”（第268页）读者一定记得，西斯蒙第是用买卖容易发生欺诈来证明“替货币权力辩护”是错误的……西斯蒙第想“驳倒”农场经济理论的阐释者，他指出富有的农场主经不起贫苦农民的竞争（见上面引文），并且终于得出了自己心爱的结论，看来，他深信他已证明了“英国”所走的道路“是错误的”。“英国的例子告诉我们，这种实际〈即货币经济的发展，西斯蒙第用I’habi-tudedesefournirsoi-même“自食其力”和它对立起来〉并未免除危险。”（第263页）“经营制度〈即农场经济〉本身是不好的，是建立在危险的基础上的，应该设法加以 改变。”（第266页）

　　于是，一定经济制度中的一定利益的冲突所引起的具体问题，竟沉没在天真愿望的洪流中！但是有关双方把问题提得如此尖锐，以至局限于这种“解决”（浪漫主义对其他一切问题也局限于这种“解决”）已 经完全不可能了。

　　西斯蒙第绝望地问道：“但是，怎么办呢？是开放还是封锁英国港口呢？是使英国的工场手工业工人还是农业工人饿死呢？问题的确是可怕的；英国内阁的处境是国家要人可能陷入的最尴尬的处境之一。”（第260页）西斯蒙第又转向所谓农场制度的“危险性”、“使整个农业从属于投机制度的危险性”这个“总结论”。但是，“当从事工场手工业的那一半国民苦于饥饿，而他们（P218）要求采取的措施又使从事农业的另一半国民遭到饥饿威胁时，英国怎样才能采取一些可能提高小农场作用（remettraientenhonneur）的认真而渐进的措施，我不知道。我认为必须大大修改谷物贸易法；但是我劝告那些要求完全废除谷物法的人去仔细研究下列问题”（第267页），——接着又是 埋怨和担心农业的衰落、国内市场的缩小等等那一套。

　　浪漫主义一碰到现实就一败涂地了。它被迫给自己开了一张思想贫乏的证明书，并且亲笔签收。你们一定会想起，浪漫主义是多么轻而易举地“解决了”“理论”上的一切问题！保护关税政策是不明智的，资本主义是致命的谬误，英国的道路是错误和危险的，生产应该同消费步调一致，工商业应该同农业步调一致，机器只有使工资提高或者工作日缩短时才是有利的，生产资料不应与生产者分离，交换不应超过生产，不应引起投机，如此等等。浪漫主义对每个矛盾都用相应的感伤主义的词句来搪塞，对每个问题都用相应的天真愿望来回答，并且把这些标签贴在日常生活的一切事实上，就宣称问题都“解决”了。这种解决如此轻而易举是不足为奇的：它们只是忽略了一个小小的情况，即矛盾是由实际利益的冲突构成的。当这一矛盾发展到使浪漫主义者面对着一场特别厉害的冲突，即谷物法废除之前英国各政党之间的斗争时，我们的浪漫主义者就张惶失措了。他深深感到自己飘浮在幻想和善良愿望的迷雾中，他如此巧妙地编造出适用于一般“社会”（但不适用于任何一个历史上特定的社会制度）的箴言，可是一当他从自己的幻想世界堕入实际生活和利益斗争的漩涡时，他手中甚至连解（P219）决具体问题的标准都没有了。发表空论和抽象解决问题的习惯把问题变成了一个单纯的公式：应该使哪一种人口破产呢，是农业人口还是工场手工业人口呢？浪漫主义者当然不能不得出结论说，任何一种人都不应该破产，必须“改变道路”……但是现实的矛盾已经把他紧紧围住，不让他再钻到善良愿望的迷雾中去，于是他被迫作出回答。西斯蒙第甚至作了两个回答：第一是“我不知道”；第二是“一方面不能不承认，另一方面必须承认”[63]。

　　1848年1月9日，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的公众大会上发表了“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注：《Discourssurlelibreéchange》。我们用的是德译本：《RedeüberdieFragedesFreihandels》（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44—459页。——编者注）。]。与声称“政治经济学不是计算的科学，而是道德的科学”的浪漫主义相反，他正是以单纯的、冷静的利益计算作为自己论述的出发点。演讲人不把谷物法问题看做国家所选择制度”问题，或者立法问题（西斯蒙第就是这样看的），而首先把这个问题看成是厂主和地主之间的利益的冲突，并且指出英国的厂主企图把这个问题说成是全民的事情，企图使工人相信厂主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人民谋福利。浪漫主义者把问题说成是实行改革时立法者一定会持有的见解，与他们相反，演讲人把问题归结为英国社会各阶级实际利益的冲突。他指出，降低厂主所需原材料价格的必要性是整个问题的关键。他说明英国工人采取了不信任的态度，“把那些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人们，把包令、布莱特一类人及其同伙当作自己最大的敌人”[注：见《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44页。——编者注]。

　　厂主们“不惜巨大的开销来建筑宫殿，反谷物法同盟[64]在宫殿里也大体上设立了自己的官邸，他们派（P220）遣整批传道大军到英国各地宣传自由贸易的宗教。他们刊印成千上万的小册子四处赠送，让工人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他们不惜破费拉拢报刊。为了领导自由贸易运动，他们组织庞大的管理机构，而且在公众集会上施展自己全部雄辩之才。在一次这样的群众大会上，一个工人大声喊道：‘要是地主出卖我们的骸骨，那么，你们这些厂主就会首先买去放到蒸汽磨中去磨成面粉！’英国工人是非常懂得地主和厂主之间斗争的意义的。他们很了解，厂主希望降低粮食价格就是为了降低工资，同时也知道，地租下降多少，资本的利润 也就上升多少”。[注：同上，第449页。——编者注]

　　由此可见，问题的提法本身就与西斯蒙第完全不同。这里提出的任务是：第一，说明英国社会各阶级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对待问题的态度； 第二，阐明改革在英国社会经济总的演进中的意义。

　　在后一点上，演讲人的看法和西斯蒙第的看法是一致的，演讲人也认为这不是个别问题，而是关于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关于“自由贸易”制度的总问题。“英国谷物法的废除是19世纪自由贸易所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44页。——编者注]“谷物法一旦被废除，自由竞争，现代社会经济制度就会发展到极端。”[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56页。——编者注）。这部著作是谷物法废除（1846年）前以完全相同的观点写成的，而正文中谈到的演说则是在谷物法废除后发表的。但是时间不同对我们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只要把西斯蒙第在1827年发表的上述议论与1848年的这个演说加以比较，就会看到这两位作者所论述的问题要点是完全相同的。把西斯蒙第与最近的这位德国经济学家加以比较的思想，是我们从《政治学辞典》第5卷第679页利佩尔特编写的《西斯蒙第》条那里借用来的。对比是很有趣的，它使得利佩尔特先生的叙述马上失去了死板性……不是，是“客观性”，而变得生动有趣，甚至充满了热情。]因而这一问题对于这两位（P221）作者来说，就是应该希望资本主义继续发展还是阻止它发展而寻找“另外的道路”等等的问题。我们知道，他们对这个问题所作的肯定回答，正是解决关于“资本主义命运”这个总的原则问题，而不是解决关于英国谷物法的个别问题，因为这里所确立的观点在很久以后也适用于其他的国家。这两位作者在19世纪40年代曾用这种观点去看德国和美国[注：参看《新时代 》[65]发表的马克思的几篇论文[66]，这些论文不久以前才被发现，原载于《威斯特伐利亚汽船》[67]。]，宣称自由竞争对于美国是进步的；至于说到德国，他们中间的一位还在60年代就曾写道，德国不仅苦于资本主义，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卷第8—9页。——编者注]。

　　我们再回头来谈上面的演说。我们已经指出演讲人的观点根本不同，他把问题归结为英国社会各阶级的利益。在他提出谷物法的废除对社会经济的意义这一纯理论问题时，我们也看到了这种深刻的区别。在他看来，这并不是英国应该遵循什么制度、应该选择什么道路的抽象问题（西斯蒙第就是这样提问题的，他忘记了英国有它的过去和现在，这已经决定了这条道路）。他没有这样提问题，他一下子就把问题置于这一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上；他问自己，谷物法废除后，这一制度发展的下 一步究意会怎样。

　　这个问题的困难在于确定谷物法的废除对农业的影响如何，因为对 工业的影响如何大家已很清楚。

　　为了证明谷物法的废除对农业也有好处，反谷物法同盟奖赏了三篇最好的文章，这三篇文章都论述了谷物法的取消对英国农业有良好的影响。演讲人把三位得奖者（P222）霍普、莫尔斯、格雷格的见解作了简略叙述后，立即把最后一位提出来，指出他的论文最科学最严格地贯彻了古典政 治经济学所确立的原则。

　　格雷格本人是个大厂主，他主要是为大农场主而写的，他证明谷物法的废除会把小农场主逐出农业，使他们转向工业，但却使大农场主得到好处，他们有可能更长期地租用土地，把更多的资本投入土地，更多地使用机器，少花劳动，而劳动也会因粮食跌价而更便宜。地主则只好满足于较低的地租，因为经不起廉价进口粮食竞争的劣等土地已停止耕种。

　　演讲人十分正确，他认为这个预言和对农业资本主义所作的公开辩护是最科学的。历史证实了这个预言。“谷物法的废除大大推动了英格兰的农业。……一方面，耕地面积不断扩大，耕作更加集约化，投在土地及其耕作上的资本有了空前的积累，农产品获得了英格兰农业史上空前未有的增长，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大大增加，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财富日益膨胀；另一方面，农业工人人口却在绝对地减少。”“每英亩土地投资的增加，因而租地农场的加速积聚，这是采用新方法的基本条件。”（P223）[注：写于1867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42—743页。——编者注）。——至于谈到地租的增加，那么，为了解释这种现象，应该注意对级差地租的最新分析所确定的规律，即粮价降低时地租可能增高。“当英国谷物关税在1846年废除时，英国的工厂主们都以为，这样一来，他们会把土地贵族变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但实际不是这样，土地贵族反而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富有了。这是怎么回事呢？非常简单。第一，从那以后，租地农场主必须按照契约每年对每英亩投资12镑，而不是8镑。第二，在下院也有很多代表的地主们，批给自己一笔巨大的国家补助金，用于土地的排水及其他永久性的改良。因为最坏土地没有完全被排挤掉，至多不过（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暂时的）改为别的用途，所以，地租就与投资的增加成比例地增加了，土地贵族也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富有了。”（《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259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17页。——编者注））]

　　不过，演讲人当然不只是承认格雷格的论断是最正确的。格雷格的这种论断成了这位自由贸易派谈论整个英国农业的论据，他力图证明谷物法的废除对于国家有普遍的利益。我们叙述了上面这些以后，就可以 知道演讲人的观点并不是这样的。

　　他解释说，自由贸易派如此赞美的粮食价格的下跌，意味着工资的必然减少，意味着“劳动”（确切些说是劳动力）这种商品的跌价；而粮价下跌对工人来说永远不会抵补工资的下降，第一，因为粮价下跌，工人更难于节省粮食以购买其他物品；第二，因为工业的进步使消费品更便宜，以伏特加酒代替啤酒，以马铃薯代替面包，以棉花代替毛、亚 麻，从而降低工人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

　　这样我们就看到，演讲人所确定的问题要点看来和西斯蒙第是一样的，他也承认小农场主的破产、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的贫困是自由贸易的必然后果。擅长“引证”技巧的我国民粹派，在这种场合通常是谈论“摘录”，心满意足地声称他们完全“同意”。但这种手法只是表明：第一，他们不懂得在上述问题的提法上存在着巨大区别；第二，他们忽略了一种情况，即新理论与浪漫主义的根本区别在这里只是刚刚开始：浪漫主义者避开现实发展中的具体问题而陷入幻想，现实主义者则以既 成事实作为明确解决具体问题的标准。

　　演讲人指出工人状况即将改善后，继续说道：

　　“经济学家们会反对我们这一点说：

　　好吧，我们同意说工人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在自由贸易的统治下恐怕也不会减少），很快会使工资和更低廉的商品价格互相一致起来。但（P224）是，另一方面，商品价格的下跌会导致需求的增加；需求的增加就得加紧生产，而生产又引起了对劳动力的需求的增加；劳动力需求增加的 结果将是工资的提高。

　　全部论据可以归结如下：自由贸易扩大了生产力。如果工业发展，如果财富、生产力，总而言之，生产资本增加了对劳动的需求，那么，劳动价格便提高了，因而工资也就提高了。资本的增殖是对工人最有利不过的事。这一点必需同意。[注：黑体是我们用的。]要是资本停滞不动，工业却不会停止不动而是会垮台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工业垮台的第一个牺牲品便是工人。工人将先于资本家而死亡。假使在资本增殖时，也就象上面所说的，在对工人最有利的情况下，工人的命运又将如何呢？他还是一样会死亡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51—452页。——编者注]演讲人利用英国经济学家的材料，详细地阐明了资本的积聚怎样扩大分工（由于简单劳动代替熟练劳动，它使劳 动力更为便宜），机器怎样排挤工人，大资本怎样使小企业主和小食利者破产，怎样加剧危机而造成更多失业人口。从他的分析中得出的结论 是，贸易自由不外是资本发展的自由。

　　总之，演讲人找到了一个标准来解决那个初看起来是西斯蒙第无法解决的难题：无论是自由贸易还是阻碍自由贸易都同样使工人破产。这个标准就是生产力的发展。把问题置于历史基础上的提法立即显示了它的作用：作者不是把资本主义与某种应该是怎样的抽象社会（实质上就是空想）加以比较，而是把它与社会经济的以前各阶段加以比较，把依次更替的资本主义各阶段加以比较，并肯定了社会生产力因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的事实。作者在科学地批判自由贸易派的论据时，避免了否认这种论据具有任何意义从而“把小（P225）孩和水一起从澡盆里泼出去”这一浪漫主义者常犯的错误，取出了它合理的内核，即技术飞跃进步这一不容怀疑的事实。当然，我国民粹派也许会以其固有的机智得出结论说：这位如此公开地站在大资本一边来反对小生产者的作者是“货币权力的辩护士”，尤其是他还面向欧洲大陆说，他要把从英国生活中得出的结论也用于当时大机器工业刚刚迈出软弱的第一步的他的祖国。其实他们本可以从这个例子（正如西欧史中很多类似的例子一样）研究他们无法（也许是不愿意？）了解的那个现象，即承认大资本比小生产进步远远 谈不上“辩护”。

　　只要记起西斯蒙第的上述一章和这个演说，就会深信后者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在反对任何“辩护”方面都代于前者。演讲人对于伴随着大资本的发展而来的矛盾的说明，比浪漫主义者所作的说明都确切、充分、直接、明白得多。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为这一发展而悲痛的感伤的话。他从来没有吐露过一个关于可能“改变道路”的字眼。他懂得，人们说这种话，完全是为了掩盖他们自己“掉头不顾”生活向他们提出的问题，这里所谓生活，就是当前的经济现实、当前的经济发展，以及在 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前的利益。

　　上述完全科学的标准，使他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而不失为一个彻 底的现实主义者。

　　演讲人说：“但是，先生们，不要以为我们所以批判自由贸易是打算维护保护关税制度。”[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58页。——编者注]演讲人指出了在现代社会经济制度下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政策具有的同一的基础，简短地指出了英国和大陆的资本主义对西欧各国旧的经济生活和旧的半宗法关系所进行的“破（P226）坏”过程，指出了在一定条件下自由贸易加速这一“破坏”[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作者还在谷物法废除以前，就已清楚地指出了废除谷物法的这种进步意义（上引书，第179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56—557页。——编者注）），并且特别强调它对生产者的觉醒的影响。]的社会事实。演讲人最后说：“先生们，也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 。”（P227）[68]

　　载于1897年4—7月《新言论》杂志第7—10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卷第119—262页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