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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回头来谈西斯蒙第。他不仅把小资产阶级理想化，不仅浪漫主义式地不懂得在这一社会经济制度下“农民”如何变为小资产阶级，他还对农业人口因工业人口增加而减少的现象有十分典型的看法。大家知道，这种现象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在一切文明国家中可以看到，在俄国也可以看到[注：在改革后的时代欧俄城市人口的百分数增加了。我们在这里只是指出这一人所共知的特征，虽然它远没有把现象完全反映出来，没有把俄国不同于西欧的重要特点包括进去。这里不是分析这些特点（农民没有流动的自由，工业村和工厂村的存在，国内垦殖等等）的地方。]。西斯蒙第是当时杰出的经济学家，他当然不能不看到这个事实。他公开确认这一事实，但完全不懂得它与资本主义发展（更广泛些说，与社会分工、与这一现象引起的商品经济的增长）的必然联系。他单纯地斥责这种现象是“制度”的某种缺点。

　　西斯蒙第指出英国农业的巨大进步后说：

　　“但是，在颂扬这些精耕细作的田地时，还应该看到耕种这些田地的居民；他们比法国耕种同样大小田地的居民少一半。在某些经济学家看来这是赢利；在我看来这是损失。”（第1卷第239页）

　　很明显，资产阶级思想家认为这种现象是一种赢利（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对资本主义进行科学批评的观点也是如此），是因为他们以此表明（P189）了资产阶级的财富、商业和工业的增长。西斯蒙第急于斥责这种现象，却忘记想一想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他说：“据估计，法国和意大利有五分之四的人口属于农民阶级，有五分之四的国民吃本国的粮食，不管国外粮食的价格如何。”（第1卷第264页）特洛伊城已不存在！这句话对此完全适用。现在，不完全依赖粮食价格即不完全依赖世界资本主义粮食生产的国家（即使是农业占最大比重的国家）已经没有了。

　　“如果一个国家只能依靠每个人拿同样多的工资而进行更多的劳动来增加自己的商业人口，那么它就一定会害怕自己的工业人口增加起来。”（第1卷第322页）读者可以看到，这不过是毫无意义的善意劝告，因为在这里，“国家”这个概念是建立在把组成这个“国家”的各个阶级之间的矛盾人为地抽象掉的基础上的。西斯蒙第和任何时候一样，只是用希望不存在矛盾的……天真愿望来回避这些矛盾。

　　“英国从事农业的只有770199户，从事商业和工业的有959632户，属于其他社会阶层的有413316户。在总共2143147户或10150615人中，有这样大一部分居民靠商业财富为生，真是可怕（effrayante）。幸亏法国还远没有这样多的工人依赖远方市场上的得失。”（第1卷第434页）在这里，西斯蒙第甚至忘记了这种“幸运”完全是由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落后造成的。

　　西斯蒙第在描述现代制度中他认为是“合乎心愿”的变化（这些变化下面再谈）时指出：“毫无疑问，结果〈按浪漫主义者的口味进行改造的结果〉是，不止一个单靠工业为生的国家势必要接连不断地关闭许多作坊，过分增加的城市人口就会迅速减少，而农村人口就会增加起来。”（第2卷第367页）（P190）

　　对资本主义的感伤主义批评的软弱无力和小资产者的绝望惆怅，在这个例子上表现得特别明显！西斯蒙第只悲叹[注：“这一思潮〈即以西斯蒙第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批评的思潮〉在它以后的发展中变成了一种怯懦的悲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94页。——编者注）]事情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他对农村居民宗法式的愚钝和闭塞的乐园的毁灭感到的悲哀是如此深重，以至我们这位经济学家连产生现象的原因也不去分析了。因此，他忽略了工业人口的增加同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有必然的密切的联系。商品经济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而发展，而这种分工也就是工业部门和原料加工业一个个脱离农业而独立，从而造成工业人口。因此，议论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而不注意工业人口相对增加的规律，就是根本不了解这一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特性。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它的本性，使农业人口同非农业人口比起来不断减少，因为在工业（狭义的工业）中，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的相对增加，是同可变资本的绝对增加结合在一起的，虽然可变资本相对减少了[注：读者可以根据这点来判断尼·—逊先生的机智，他在《论文集》中明目张胆地把可变资本和工人人数的相对减少变为绝对减少，并由此得出国内市场“缩小”等等一大堆极其荒谬的结论。]；而在农业中，经营一定土地所需的可变资本则绝对减少；因此，只有在耕种新的土地时，可变资本才会增加[注：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条件，所以我们说，俄国的国内垦殖使工业人口增加较快的规律表现复杂化了。只要记起人口早已稠密的俄国中心地带（那里工业人口的增加与其说是依靠城市，不如说是依靠工厂村镇）和改革以后人口才稠密起来的新罗西亚（那里城市增长的速度可以和美国相比）之间的区别就够了。我们打算在另外一个地方更详细地来分析这个问题。]，但这又以非农业人口的更大增加为前提。”（第3卷第2部分第177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18页。——编者注]

　　在这一点上，最新理论的观点也是同怀着感伤的哀怨的浪漫（P191）主义截然相反的。了解现象的必然性，自然就会对它采取迥然不同的态度，就能估计到它的各个方面。我们所研究的现象也是资本主义制度最深刻最一般的矛盾之一。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市剥削乡村（这些是发展着的资本主义到处都有的旅伴）是“商业财富”（西斯蒙第的用语）比“土地财富”（农业财富）占优势的必然产物。因此，城市比乡村占优势（无论在经济、政治、精神以及其他一切方面）是有了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一切国家（包括俄国在内）的共同的必然的现象，只有感伤的浪漫主义者才会为这种现象悲痛。与此相反，科学理论指出了大工业资本为这一矛盾带来的进步方面。“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diegeschich-tlicheBewegungskraftderGessllschaft）[注：参看对工业中心在居民智力发展方面的进步作用所作的同样非常清楚的评述——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05—507页。——编者注）。承认这种作用并不妨碍《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作者深刻了解表现在城乡分离上的矛盾。他那部反对杜林的论战性著作证明了这一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14—322页。——编者注）]。”[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2页。——编者注]如果城市的优势是必然的，那么，只有把居民吸引到城市去，才能削弱（正如历史所证明的，也确实在削弱）这种优势的片面性。如果城市必然使自己处于特权地位，使乡村处于从属的、不发达的、无助的、闭塞的状态，那么，只有农村居民流入城市，只有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混合和融合起来，才能使农村居民摆脱孤立无援的地位。因此，最新理论在回答浪漫主义者的反动的怨言和牢骚时指出，正是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生活条件接近才创造了消灭城乡对立的条件。

　　试问，我国民粹派经济学家们在这个问题上抱什么观点呢？（P192）毫无疑问，是感伤的浪漫主义观点。他们不仅不懂得在这一社会经济制度下工业人口增加的必然性，甚至象一只把脑袋藏在羽翼下的鸟一样，竭力不去看现象本身。彼·司徒卢威指出：尼·—逊先生在关于资本主义的议论中断定可变资本绝对减少，这是莫大的错误（《评述》第255页）；根据俄国工业人口百分数较小就把俄国与西方对立起来，而不注意这个百分数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增加，这是荒谬绝伦的[注：请读者记住，西斯蒙第在谈论有80％的农业人口的法国的“幸福”时，正是犯了这种错误，他认为这是某种“人民生产”的特点等等，而不是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表现。]（1893年《社会政治中央导报》[60]第1期）；他所指出的这些果然没有得到回答。民粹派经济学家们经常谈论俄国的特点，但是连我们在上面简略指出过的俄国工业人口形成的真正特点问题也没有提出来[注：参看沃尔金《沃龙佐夫先生著作中对民粹主义的论证》1896年圣彼得堡版第215—216页。]。民粹派在理论上对问题的看法就是如此。但是，事实上，民粹派在议论改革后农村中农民的状况时，并没有被理论上的怀疑所限制，他们也承认从农业中排挤出来的农民迁往城市和工厂区。在这里，他们仅限于为现象悲痛，正象西斯蒙第为它悲痛一样。(P193)[注：可是，我们应该公正地说，西斯蒙第看到了某些国家工业人口的增加，承认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性，在某些地方还说明他了解这种现象不仅是一种“反常状态”等等，而是居民生活条件的深刻变化，并且承认这种变化也有某些好处。他关于分工的害处的下述议论，至少表明他的见解比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见解要深刻得多，后者不去分析分工在各种社会经济形态和各个发展时期中所具有的一定形式，而去捏造一个一般的“进步公式”。“虽然工厂工人的一切活动成为单调的操作，一定会妨害他们的发展（in-telligince），可是我们应该公正地说，根据优秀的法官（juges，专家）的观察，英国工场手工业的工人在觉悟、教育和道德方面都胜过农业工人（ouvriersdeschamps）。”（第1卷第397页）西斯蒙第还指出了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Vi-vantsanscesseensemble，moinsépuisésparlafatigue，etpouvantselivrerdavantageàlaconversation， lesidéesontcirculéplusrapi-demen tentreeux）（因为他们经常在一起，不那么劳累，彼此交谈机会较多，在他们中间思想传播较快。——编者注）。但是，他郁郁不乐地指出，aucunattachementàI’ordreètabli（对于现行制度没有任何留恋。——编者注）。]改革后的俄国发生的居民群众生活条件的深刻改造过程（这个过程第一次破坏了农民的定居生活和固定在一地的现象，造成了他们的流动，并使农业工作者和非农业工作者、农村工作者和城市工作者接近起来[注：这一过程的形式对于欧俄中央地带和对于边疆地区也有所不同。到边疆地区去的主要是中部黑土地带省份的农业工人和一部分工业省份的非农业工人，他们在纯农业人口中传布自己的“手工业”知识并“培植”工业。从工业地区出来的非农业工人，一部分奔向俄国各地，大部分则去两个首都和大工业中心，而且这一工业潮流（如果能这样说的话）是如此强大，以至从中部黑土地带省份到工业省份（莫斯科省，雅罗斯拉夫尔省等）去的农业工人都不够了。见谢·亚·柯罗连科《自由雇佣劳动》。]）。无论是它的经济意义，还是（也许是更重要的）它的道德意义和教育意义，都完全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而仅仅成为感伤的浪漫主义抱怨的借口。(P194)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