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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小生产理想化，向我们表明了浪漫主义和民粹主义批评的另一个特点，即这种批评的小资产阶级性。我们看到，法国和俄国的浪漫主义者都同样把小生产当作一种“社会组织”，一种“生产形态”，并把它同资本主义对立起来。我们也看到，这种对立只不过说明他们的了解极端肤浅，这是人为地不正确地把商品经济的一种形式（大工业资本）分离出来加以斥责，而把同一商品经济的另一种形式（小生产）加以乌托邦式的理想化。19世纪初的欧洲浪漫主义者，以及19世纪末的俄国浪漫主义者的不幸就在于，他们臆想出一种独立于社会生产关系之外的抽象的小经济，而忽略了一个小小的情况，就是这种小经济实际上是处于商品生产的环境中，——无论19世纪20年代欧洲大陆的小经济，或者19世纪90年代俄国的农民经济，都是这样。因此，被浪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捧上天的小生产者，实际上是小资产者，他们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其他成员一样，也处在同样的矛盾关系中，同样用斗争来捍卫自己，这种斗争一方面不断地分离出少数大资产者，另一方面则把大多数人赶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实际上，正如大家看见和知道的，不处于这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的小生产者是不存在的，这种中间地位必然决定了小资产阶级的特殊性，即两重性、两面性，它倾向于斗争中幸运的少数，敌视“倒霉”的多数。商品经济愈向前发展，这些特质就表现得愈明显、愈突出，把小生产理想化只是反映了反动的小资产阶级观点，这一点就看得愈清楚。（P184）

　　不要误解《政治经济学若干原理的批判》的作者加在西斯蒙第身上的那些术语的意思。那些术语决不是说西斯蒙第维护落后的小资产者。西斯蒙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维护他们：他想站在一切劳动阶级的立场上，他表示同情这些阶级的一切代表，例如他对工厂立法感到高兴，他攻击资本主义并指出它的矛盾。总之，他的观点和现代民粹派的观点是完全一样的。

　　请问，究竟根据什么把他评定为小资产者呢？就是根据他不了解小生产（他把它理想化）和大资本（他攻击它）之间的联系，就是根据他没有看见他所偏爱的小生产者即农民实际上正在成为小资产者。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下面这个把不同作家的理论归结为不同阶级的利益和观点的说明：

　　“然而也不应该狭隘地认为，似乎小资产阶级原则上只是力求实现其自私的阶级利益。相反，它相信，保证它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同时也就是唯一能使现代社会得到挽救并使阶级斗争消除的一般条件。同样，也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巴扎罗夫和斯捷潘诺夫译本第179—180页）[56]

　　因此，民粹主义者极其可笑，他们以为指出小资产阶级性的目的只是想说些特别恶毒的话，他们以为这只是一种论战手法。（P185）他们的这种态度，说明他们不了解他们的论敌的总的见解，主要是不了解他们都“同意”的那种对资本主义的批评的原则本身，以及这种批评同伤感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批评的区别。他们极力回避关于后一种批评、关于这一种批评在西欧的存在以及它对科学批评的态度的问题，单是这种回避本身就已经清楚地表明，为什么民粹派不想了解这种区别。[注：例如艾弗鲁西曾写了两篇关于西斯蒙第“怎样看资本主义的增长”的文章（《俄国财富》第7期第139页），但是，他仍然一点不了解西斯蒙第究竟是怎样看的。《俄国财富》的这位撰稿人没有看出西斯蒙第的小资产阶级观点。既然艾弗鲁西确实熟悉西斯蒙第，既然他熟悉这样评述西斯蒙第的最新理论的代表（我们下面会看到），既然他也想“赞同”这位新理论的代表，那么他的不了解完全是真正的不了解。这位民粹主义者也不可能在这位浪漫主义者身上看出在他自己身上没有看出来的东西。]

　　现在我们举例说明。1896年《俄国思想》[57]第5期的书评栏（第229页及以下各页）谈到，知识界中一个根本和绝对敌视民粹主义的“集团在最近出现了，并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评论家先生极其扼要地指出了这种敌视的原因和性质，我们不能不以感激的心情指出，他同时十分准确地叙述了敌视民粹主义的那种观点的实质[注：当然，这听起来很奇怪：称赞一个人准确地传达了别人的思想！！但是你们叫我怎么办呢？对于在《俄国财富》和旧《新言论》[58]上经常论战的克里文柯先生和沃龙佐夫先生来说，这样的论战的确是一种特殊的例外。]。评论家先生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不了解，有了关于阶级利益的观念等等，我们就必须否定“人民的理想”（“只是人民的，而不是民粹主义的”；同上，第229页），据说这种理想就是农民即大多数居民的福利、自由和觉悟。”

　　评论家先生说：“当然有人会象反对别人那样来反对我们，说一个农民作者的理想（这里指的是一个农民表述出来的愿望）是小资产阶（P186）级的，因而我国著作界至今还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和捍卫者。其实这完全是危言耸听，它除了能吓唬具有莫斯科河南岸的老板娘的世界观和心理的人以外，还能吓唬谁呢？……”

　　话说得真厉害！不过我们还是听下去：

　　“……无论是人类共同生活的条件，还是有意采取的社会措施，它们的主要标准其实并不是经济范畴（何况这种范畴还是从不同于本国的、在另外情况下形成的条件中抄袭来的），而是大多数居民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幸福和福利。如果某种生活方式以及维持和发展这种生活方式的某些措施能导致这种幸福，那么，称它们为小资产阶级的也好，称它们为别的什么也好，问题并不会因此而改变，它们（这种生活方式和这些措施）本质上仍将是进步的，因而也将是在当时的条件和当时的状况下社会能够达到的最高理想。”（同上，第229—230页，黑体是原作者用的）难道评论家先生没有发觉他自己在论战方酣时已经跳过了问题吗？

　　他声色俱厉地宣称，责备民粹主义具有小资产阶级性“完全是危言耸听”，但他拿不出任何东西来证明这种断言，只是提出如下一个令人十分惊异的论点：“标准……不是经济范畴，而是大多数人的幸福。”其实这就等于说：气候的标准不是气象观测，而是大多数人的感觉！请问，这些“经济范畴”不是居民，并且不是一般“居民”，而是在这一社会经济制度中占一定地位的特定居民集团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的科学表述，又是什么呢？评论家先生把关于“大多数人的幸福”这个极其抽象的论点同“经济范畴”对立起来，不过是把上世纪末叶以来社会科学的全部发展一笔勾销，而返回到忽（P187）视一定社会关系及其发展的幼稚的唯理论的思辨上去了。他大笔一挥就勾销了渴望了解社会现象的人类思想界找了上百年才取得的全部成果！评论家先生以这种方式摆脱了一切科学成就后，就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他的确也直截了当地下结论说：“如果某种生活方式……能导致这种幸福，那么，不管把它称为什么，问题并不会因此而改变。”你看，怎么会这样呢！其实问题正在于这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作者自己也刚刚说过，另外有一些人，他们反对把农民经济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人民生产”或者随便别的什么），他们断言，这决不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而是最平常的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也就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国家中所有其他小生产的生活方式。从第一种见解中自然会得出结论说，“这种生活方式”（“人民生产”）能“导致幸福”，而从第二种见解中也自然会得出结论说，“这种生活方式”（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只能导致资本主义，它把“大多数居民”赶入无产阶级的队伍，使少数人变为农业的（或者工业的）资产阶级。评论家先生朝天放了一枪，而在枪声的掩盖下，认为正是第二种见解（被毫不容情地宣称为“完全是危言耸听”）所否定的东西已经得到了证实，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如果他想认真分析第二种见解，那他显然就应该证明下述二者之一：或者证明“小资产阶级”是一个不正确的科学范畴，没有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是可以设想的（民粹派先生们也是这样设想的，因此他们就完全回到西斯蒙第的观点上去了）；或者证明这个范畴不适用于俄国，也就是说，我们这里既没有资本主义，也没有商品经济的统治，小生产者没有变成商品生产者，他们中间并未发生大多数人被赶出、少数人的“独立”得到巩固的上述过程。现在，我们看到，他把指出民粹主义具有小资产阶级性当作是想“欺负”民粹派先生们的一种无聊欲望，（P188）我们又读到上面“危言耸听”那句话，我们不禁想起一句有名的格言：“别那么想，基特·基特奇！谁能欺负您呢？只有您能欺负别人！”[59]（P189）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