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西斯蒙第开始写作的那个时代的特征是交换（按现代术语来说即货币经济）的迅速发展，这种发展在法国革命消灭了封建主义残余以后表现得特别明显。西斯蒙第毫不犹豫地指责交换的这种发展和加强，抨击“灾难性的竞争”，并吁请“政府保护居民摆脱竞争的后果”（第1卷第7篇第8章）等等。“迅速的交换败坏着人民的美德。老是想多卖些钱，就一定会使卖者抬高价格，进行欺骗；靠经常交换为生的人的处境愈困难，他就愈会情不自禁地去进行欺骗。”（第1卷第169页）要象我国民粹派那样抨击货币经济，就需要这样的天真！“……商业财富在经济制度中只是次要的；首先必须增加提供生活资料的领土的（territoriale——土地的）财富。这个以商业为生的人数众多的阶级，只有在土地产品存在的时候，才应该获得这种产品的一部分；它〈这个阶级〉只有在这种产品增多的条件下才应该增长。”（第1卷第322—323页）对工商业的增长超过农业的发展发出连篇累牍的怨言的尼·—逊先生，是否比这位宗法式的浪漫主义者前进一步呢？浪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这些怨言只是证明他们一点也不了解资本主义经济。能不能有工商业的发展不超过农业这种资本主义呢？其实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商品经济即社会分工的发展，社会分工使原料加工业一个个脱离农业，而原料的采掘、加工和消费最初是结合在一个自然经济之内的。因此，资本主义随时随地都意味着：工商业的发展比农业（P173）迅速，工商业人口增加较快，工商业在整个社会经济制度中的比重和作用较大[注：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农业随时随地落后于商业和工业，始终从属于它们并受它们剥削，始终只是在较晚的时候才被它们引上资本主义生产的途径。]。不可能不是这样。尼·—逊先生却在重复这一类怨言，从而一再证明他的经济观点并不比肤浅的感伤的浪漫主义高明。“在美国引起大量破产现象的这种不合理的企业经营精神（espritd’entreprise）和各种商业过剩之所以能够存在，毫无疑问是由于银行数量的增加和骗人的信贷极易取代实际财产（fort-uneréelle）”（第2卷第111页），诸如此类的话，不胜枚举。西斯蒙第究竟为什么攻击货币经济（和资本主义）呢？他用什么来反对货币经济呢？用独立的小生产，即农村中的农民自然经济和城市中的手工业。关于前者，他在《论宗法式农业》一章（第1卷第3篇第3章《论宗法式的土地经营》。第3篇是论述“领土”财富即土地财富的）中说道：

　　“最初的土地所有者自己就是庄稼人，他们用自己的孩子和仆人的劳动来进行一切田间工作。没有一个社会组织[注：请注意，西斯蒙第（正如我国民粹派一样）一下子就把独立的农民经济变为“社会组织”。这是明显的偷换。是什么把各地的农民联结在一起呢？正是代替了封建联系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这一下子表明，他把商品经济制度中的一个要素变为空想，而对其他要素则不了解。参看尼·—逊先生的书第322页：《以农民占有生产工具为基础的工业形式》。而农民占有生产工具，无论在历史上或在逻辑上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出发点，这一点尼·—逊先生却并不怀疑！]能够保证国内人数最多的阶级得到更多的幸福和具有更多的美德，能够保证所有的人得到更大的满足（opulence），保证社会制度更加巩固……在农夫是私有者（oùlefermierestpropriétaire）和产品完全（sans（P174）partage）归从事一切田间工作的人所有的国家中，就是说，在农业是我们称之为宗法式农业的国家中，我们到处都看到农夫热爱他所住的房屋和他所耕种的土地的迹象……劳动本身对他是一种欢乐……在农业是宗法式农业的幸福国家中，每一块土地的特性都受到研究，并且这些知识一代代传下去……比较富裕的人所管理的大农场主经济也许能摆脱偏见和守旧习气。但是这些知识〈l’intelligence，即农业知识〉不会传给劳动者本人，而且也不会得到很好的应用……宗法式经济改善着担负一切农业工作的大部分国民的习俗和性格。私有制养成循规蹈矩、省吃俭用的习惯，经常的自足能铲除大吃（gourmandise）大喝的癖性……他〈农夫〉几乎只与自然进行交换，他比其他任何产业工人更少有理由不信任人们，更少有理由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来反对他们。”（第1卷第165—170页）“最初的农场主都是普通的庄稼人；他们用自己的双手进行大部分的农业工作；他们根据自己家庭的力量操办自己的事业……他们仍旧是农民：自己犁地（tiennenteux-mêmeslescornesdeleurcharrue）；自己在地里和马厩里照管牲畜；生活在新鲜空气中，习惯于经常的劳动和简单的饮食，这就造成了强壮的公民和勇敢的士兵。[注：请读者把司徒卢威先生在他的《评述》第17页上引证的那位19世纪末叶的“先进”政论家[52]的言论，同老祖母讲的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比较一下吧。]他们几乎从来不使用日工来共同劳动，而仅仅使用仆人（desdomestiques），这些人通常是从与自己一样的人中挑选的，对这些人他们平等相待，同桌进餐，饮同样的酒，穿同样的衣服。这样，农夫及其仆人就构成一个农民阶级，他们为同样的感情所鼓舞，分享同样的欢乐，受到同样的影响，以同样的纽带与祖国联系着。”（第1卷第221页）

　　你们看，这就是标榜一时的“人民生产”！不能说西斯蒙第不（P175）了解生产者联合起来的必要性，他直截了当地说过（见下面），“他也是（和傅立叶、欧文、汤普逊、梅隆一样）希望实现联合的”（第2卷第365页）。不能说他拥护的正是私有制，恰恰相反，他认为重心是小经济（参看第2卷第355页）而不是小私有制。显然，小农经济的这种理想化在另外的历史条件和生活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形式。然而，无论是浪漫主义还是民粹主义都正是把小农经济捧上了天，这是不容置疑的。

　　西斯蒙第同样也把原始的手艺和行会理想化。

　　“一个农村鞋匠同时又是商人、工厂主和工人，不接到订货，他是一双鞋子也不做的”（第2卷第262页），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不知道需求就会遭到破产。“毫无疑问，无论从理论或实际方面来看，行会（corpsdemétier）的建立阻碍了而且一定会阻碍过剩人口的形成。同样毫无疑问，这种人口在目前是存在的，它是现代制度的必然结果。”（第1卷第431页）这一类话可以摘引很多，但是我们把西斯蒙第的实际处方留到以后再来分析。为了深入研究西斯蒙第的观点，我们在这里只谈上面这些。上面的议论可以概括如下：（1）斥责货币经济破坏了小生产者的有保障的生活和他们的相互接近（不管是手艺人接近消费者，还是农夫接近与他一样的农夫）；（2）颂扬小生产保证生产者的独立性和消除资本主义的矛盾。

　　必须指出，这两种思想是民粹主义的重要财产[注：尼·—逊先生在这个问题上也讲了一大堆自相矛盾的话，从中可以随便挑出一些彼此毫无联系的论点来。然而，毫无疑问，他是用“人民生产”这个含混不清的术语把农民经济理想化了。含混不清是进行任何改头换面的特别有利的环境。]，我们打算深入考察它们的内容。（P176）

　　浪漫派和民粹派对货币经济的批评可以归结为：认为货币经济产生了个人主义[注：参看尼·—逊的书第321页末尾及其他各页。]和对抗（竞争），使得生产者的生活没有保障，社会经济不稳固[注：同上，第335页。第184页：资本主义“消灭了稳固性”。以及其他许多地方。]。

　　先谈“个人主义”。他们通常把某一村社的农民的联合，或某一行业的手艺人（或手工业者）的联合，同破坏这些联系并以竞争代替这些联系的资本主义对立起来。这种议论重复着浪漫主义的典型错误：根据资本主义的矛盾而得出否定资本主义是社会组织的高级形式的结论。难道破坏中世纪村社、行会和劳动组合等等的联系的资本主义没有用别的联系代替这些联系吗？难道商品经济不已经是生产者之间的联系，不已经是市场所建立的联系吗？[注：“其实，社会、联合这样的字眼是可以用于一切社会的名称，既可以用于封建社会，也可以用于资产阶级社会——建筑在竞争上的联合。认为用联合这个词就可以驳倒竞争的作家怎么能站得住脚呢？”（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76页。——编者注））[53]作者极其尖锐地批评了对竞争的感伤主义的谴责，直接指出了竞争的进步方面，指出了它是推动“技术进步和社会进步”的动力。]这种联系具有对抗性，充满波动和矛盾，但我们决不能否认它的存在。我们知道，正是矛盾的发展日益清楚地显露出这种联系的力量，迫使社会的各个分子和各个阶级力求联合起来，而这种联合已经不是一个村社或一个区域的狭隘范围内的联合，而是全国甚至各国某一阶级的一切代表的联合。只有浪漫主义者从自己的反动观点出发才会否认这些联系的存在及其比较深刻的意义，而这种联系是以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的共（P177）同性为基础，而不是以地区、职业、宗教等等的利益为基础的。如果说，这种议论使那位在资本主义造成的这些新联系尚处于萌芽状态时期就著书立说的西斯蒙第得到了浪漫主义者的称号，那么，我国民粹派自然更应该得到这样的评价了，因为现在只有十足的瞎子才会否认这些联系的重大意义。

　　所谓没有保障、不稳固等等，这又是我们谈到国外市场时评论过的陈词滥调。这种攻击也暴露出，这位浪漫主义者所胆怯地谴责的，正是科学理论认为是资本主义最重要的东西：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发展趋向，不可遏止的前进趋向，它不能停滞不前，或者说它不能用原有的规模来再生产经济过程。只有编造一些空幻的计划来把中世纪的联合（村社之类）扩大到整个社会去的空想家，才会漠视这样一个事实：资本主义的“不稳固”正是巨大的进步因素，它加速社会的发展，把越来越多的居民群众卷入社会生活的漩涡，迫使他们考虑社会生活制度，迫使他们自己“缔造自己的幸福”。

　　尼·—逊先生所谓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固”，交换不按比例的发展，工农业之间和生产消费之间均衡的破坏以及危机的反常性等等，无可争辩地证明他还完全持着浪漫主义的观点。因此，批评欧洲浪漫主义的每字每句也都能用来批评他的理论。下面就是证明。

　　“我们且听听布阿吉尔贝尔老头是怎样说的。

　　他说：‘各种商品的价格必须永远是成比例的，因为只有这种相互的协调，才能使它们……时时刻刻能……重新生产……财富无非是人和人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等的这种不断的交换，因此，如果不在因脱离比例价格而引起的交换的破坏中寻求贫困的原因，将是一种极大的谬误。’（P178）

　　我们也听听一位现代[注：写于1847年。]经济学家是怎样说的：

　　‘应当运用于生产的重要规律就是比例规律（thelawofpro-portion），只有它才能保持价值经常不变……等价物必须得到保证……一切国家在各个时代都企图用许多商业上的规定和限制至少在一定的程度上来实现这个比例规律。但是人性固有的利己心把这整个调节制度推翻了。比例生产（proportionaleproduc-tion）就是真正的社会经济科学的实现。’（威·阿特金森《政治经济学原理》1840年伦敦版第170页和第195页）

　　特洛伊城已不存在！[54]人们一再迫切希望实现的这种供求之间的正确比例早就不存在了。它已经过时了；它只有在生产资料有限、交换是在极狭隘的范围内进行的时候，才可能存在。随着大工业的产生，这种正确比例必然（musste）消失；根据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生产一定要经过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等周而复始的更替。

　　谁象西斯蒙第那样想恢复生产的正确比例，同时又要保存现代的社会基础，谁就是反动者，因为要贯彻自己的主张，他们必定要竭力恢复旧时工业的其他条件。

　　是什么东西维持了生产的正确的或大致正确的比例呢？是支配供给并先于供给的需求；生产是紧随着消费的。大工业由于它所使用的工具的性质，不得不经常以愈来愈大的规模进行生产，它不能等待需求。生产走在需求前面，供给强制需求。（P179）

　　在现代社会中，在以个人交换为基础的工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灾难丛生的根源，同时又是进步的原因。

　　因此，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希望在现代生产资料的条件下保持旧时的正确比例，这就意味着他既是反动者又是空想家。

　　或者是希望一种没有无政府状态的进步，那就必须放弃个人交换来保存生产力。”（《哲学的贫困》第46—48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8—109页。——编者注]

　　后一句话是作者与蒲鲁东论战时针对后者说的，因而也就说明他自己的观点既不同于西斯蒙第的观点，也不同于蒲鲁东的观点。当然，尼·—逊先生在自己所有的看法上，既不接近于前者，也不接近于后者。[注：虽然这还是一个大问题：为什么没有接近？是否只是由于这两位作家考虑到当前的经济制度及其在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便更广泛地提出了问题，而不把自己的眼界局限于一个仿佛可以为之编造一套特殊理论的国家。]但是，请探讨一下这段话的内容。上述引文的作者的基本论点，以及使他与前辈们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基本思想，究竟是什么呢？不容争辩，是他把资本主义的不稳固性（这一点是所有这三位作家都确认的）问题置于历史的基础上，并且认为这种不稳固性是一种进步的因素。换句话说，第一，他认为通过比例失调、危机等等而实现的这一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必然的发展，他说，生产资料（机器）的性质本身就引起无限扩大生产的趋向，并使供给经常先于需求。第二，他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全社会范围内劳动的社会化、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和居民觉悟性的提高等等，是这一发展中的进步因素。这两点就是他同西斯蒙第和蒲鲁东不同的地方，而在指出“不稳固性”及其所造成的矛盾方面，在真诚希望消灭这些矛盾方面，西斯蒙第和蒲鲁东是同他一致的。不了解这种“不稳固性”是任何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的必然特征，使（P180）他们陷入了空想。不了解这种不稳固性本身具有的进步因素，使他们的理论成了反动的理论[注：这里是就哲学历史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术语的，它只是说明那些把过时的制度当作自己学说的标本的理论家犯了错误。它与这些理论家的个人品质和他们的纲领完全无关。任何人都知道，就通常意义而言，西斯蒙第和蒲鲁东都不是反动分子。我们所以要来解释这种起码的常识，是因为我们下面就会看见，民粹派先生们对此至今还未领会。]。

　　现在我们请民粹派先生们回答如下问题：尼·—逊先生是否同意科学理论对上述两点的看法呢？他是否承认不稳固性是这一制度和这一发展的特性呢？他是否承认这种不稳固性是进步因素呢？谁都知道，他是不承认的，相反，尼·—逊先生宣称资本主义的这种“不稳固性”不过是一种反常现象，是一种偏差等等，并且认为这种不稳固性是一种没落和倒退（参看上面的“消灭稳固性”），他把经济停滞本身理想化（请回想“历代的基石”和“万古神圣的基础”等等），实际上，破坏这种停滞正是“不稳固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功绩。因此，很明显，我们把他列为浪漫主义者是完全正确的，他的任何“引文”和“引证”都改变不了他本人的议论的这种性质。

　　稍后我们在谈到浪漫主义和民粹主义对农业人口因工业人口增加而减少的现象所采取的敌视态度时，还要谈论这种“不稳固性”，现在我们要引证的，是《政治经济学若干原理的批判》一文中专门分析对货币经济的感伤主义的攻击的一段话。

　　“这种特定的社会身分〈即卖者和买者的身分〉，决不是来自人的个性，而是来自以商品这个特定形式来生产产品的人们之间的交换关系。买者和卖者之间所表现的关系，不是纯粹的个人关系，因为他们两者发生关系，只是由于他们的个人劳动已被否定，即作为非个人劳动而（P181）成为货币。因此，把买者和卖者的这种经济上的资产阶级身分理解为人的个性的永恒的社会形式，是荒谬的，把他们当作个性的消灭而伤心，也同样是错误的。

　　从伊萨克·贝列拉先生的《关于工业和财政的讲义》1832年巴黎版中摘出的下面一段话表明，甚至在买卖中表现得十分肤浅的对抗形式已经如何深深地损伤了高尚的灵魂。就是这个伊萨克，这个‘动产信用公司’的创办人和经理，享有巴黎交易所之狼的臭名。这就表明这种对政治经济学的伤感的批评究竟有什么意义。贝列拉先生当时还是圣西门的信徒，他说：‘因为人们不论在劳动上或在消费上都是孤立的、彼此分离的，所以他们要彼此交换他们各自的产品。由于必须进行交换，就必须决定物品的相对价值。因而价值和交换的观念是密切联系的，两者在实际形式中表现了个人主义和对抗性……产品价值之所以能够确定，只是因为存在着买卖，换句话说，存在着社会不同成员之间的对抗性。只是在有买卖的地方，就是说，在每一个人被迫为获得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物品而斗争的地方，人们才为价格和价值操心。’”（上述著作第68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5—86页。——编者注]

　　请问，贝列拉的感伤主义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他仅仅讲到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个人主义、对抗性和斗争，他所说的正是我国民粹派用不同方式说的，而且我国民粹派所说的似乎是真理，因为“个人主义、对抗性和斗争”确实是交换和商品经济的必然属性。感伤主义表现在这里：这位一味斥责资本主义矛盾的圣西门主义者，只看见这些矛盾，而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交换也表明社会经济的一种特殊（P182）形式，因而它不仅使人们分开（这只对资本主义所破坏的中世纪联合来说才是正确的），而且使人们结合，使他们通过市场彼此发生关系。[注：在整个国家甚至全世界的范围内，用社会地位和社会利益的统一代替了地方性的、等级制的联盟。]正是由于一味“痛骂”（从空想主义观点出发）资本主义而造成的这种肤浅的了解，使得引文作者有理由把贝列拉的批评称为伤感的批评。

　　但是，早已被人遗忘的圣西门主义的早已被人遗忘的信徒贝列拉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把民粹主义的一位最新的“信徒”拿来谈谈不是更好吗？

　　“生产……丧失了人民性而具有个人的资本主义的性质。”（尼·—逊先生《论文集》第321—322页）

　　请看，这位改头换面的浪漫主义者是怎样议论的：“人民生产已成为个人生产。”因为作者想把“人民生产”理解为村社[55]，所以他指出生产的社会性在减弱，生产的社会形式在缩小。果然是这样吗？“村社”仅仅使得（就假定使得；反正我们准备向作者作任何让步）同其他任何一个村社相隔绝的单个村社的生产有组织。生产的社会性只包括一个村社的成员。[注：根据地方自治局的统计材料（布拉戈维申斯基《汇编》），在22个省的123个县中，村社的平均规模是53户，有男女323人。]而资本主义则造成了一个国家生产的社会性。“个人主义”就是社会关系的破坏，但是破坏这种联系的是市场，它用不是由村社、等级、职业、狭隘的手工艺区等等联系起来的许多个体之间的联系代替了这种联系。资本主义造成的联系表现为矛盾和对抗，因此，我国这位浪漫主义者不愿看到这种联系（虽然村社作为一种生产组织，也始终具有旧生（P183）产方式所固有的那些矛盾和对抗的形式）。空想主义的观点把他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变成了伤感主义的批评。（P184）

责任编辑：丁冬勤